第14章 师道传承（1/2）

与孙静在艺术展厅里达成的那场“静水流深”的和解，如同在林知微心湖中投入一颗温润的玉石，涟漪扩散之后，留下的是愈发澄澈明净的湖底，映照出自身来路的更多倒影。那份纠缠半生的复杂关系得以释然，让她仿佛卸下了一副无形的重甲，步履变得更为轻盈，也更有余裕去审视和珍惜生命中其他更为纯粹、更为坚实的联结。而在于怀仁教授身上，她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座贯穿了她整个学术与事业生涯的、沉默而巍峨的灯塔。

意识到于老已年近八旬，是在一次例行的学术讨论之后。那日，她在母校首都医科大学的实验室里，与于老及其团队的几位骨干，探讨关于“微光”新一代智能诊断平台与临床数据标准化接口的技术细节。于老的思维依旧敏锐，对几个关键节点的把握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时毫不容情，依旧是那位令无数学生敬畏的严师。但在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林知微不经意间注意到，于老端起茶杯的手，有了几乎难以察觉的细微颤抖；他那惯常挺直的背脊，在椅背上靠倚的时间，似乎也比以往更长了些；尤其是当讨论间歇，他摘下眼镜，轻轻揉按着眉心时，眉宇间那份被岁月刻下的疲惫，是如此清晰，无法掩饰。

那一刻，林知微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并不剧烈，却带着一种绵长而深沉的酸楚。时光是如此具体而微的存在，它镌刻在容颜上，沉淀在气息里，也悄然磨损着曾经仿佛永不枯竭的精力。她猛然惊觉，这位引领她从那个带着乡土气息的懵懂新生，一步步走向学术殿堂深处，在她无数次迷茫、困顿之际，以其严谨的学风和深沉的家国情怀为她拨云见日的恩师，真的已经老了。

这个认知，让她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下意识地放慢了语速，在某些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多了几分委婉，甚至在会议结束时，主动上前搀扶于老起身。于老似乎有些意外，抬眼看了看她，目光中闪过一丝了然的温和，却也没有拒绝，只是借着她的力道站稳，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低声道：“没事，还没到那个地步。”

这句宽慰，反而让林知微心中那股酸楚更甚。她知道，于老一生要强，最不喜被人视为需要照顾的弱者。这份不动声色的体贴，更让她感受到了时光流逝的无情与必须做点什么的紧迫感。

驱车离开母校，城市的霓虹在车窗外交织成流动的光带，林知微的思绪却飘回了二十多年前。她想起了初入大学时，在《医用基础化学》课上，自己那句“探索未知”的回答如何引起了这位严肃教授的注意；想起了在生物学实验课上，自己因规范操作和细致观察，如何获得了进入他那神圣实验室的“阶梯”；想起了在工具棚里秘密摸索时，是他给了她参与正式科研项目的机会，让“微光”得以“破土”；更想起了在后来无数次的技术攻坚、战略抉择，甚至个人迷茫的时刻，于老那间堆满了书籍和资料的办公室，如何成为了她可以随时叩响、总能获得清醒指引的“灯塔”。

于怀仁教授之于她，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谊。他是学术上的引路人，是品格上的楷模，是精神上的父执。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师道”二字最生动、最崇高的诠释——那是一种对知识的虔诚，对真理的坚守，对后辈不计回报的提携与期望，以及将个人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沉情怀。

一种强烈的冲动在她心中升起：她必须做些什么，不是为了挽留时光，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对抗遗忘，为了将这份宝贵的“师道”传承下去，让于老所代表的那种精神血脉，能够在更多的年轻学子身上延续、发光。这不仅仅是为了回报个人的恩情，更是为了她所坚信的、知识和技术得以生生不息的根基。

这个念头一旦生成，便迅速变得清晰而坚定。她几乎没有过多犹豫，一个系统的计划便开始在她脑海中成形。她首先找来了刘慧兰和周晓梅——这两位最早跟随她、也深受于老学风影响的得力干将，向她们吐露了自己的想法。

“于老今年七十八了。”林知微的开场白很平静，却让刘慧兰和周晓梅瞬间明白了话题的沉重，“我们做学生的，能为他做的实在有限。但我想，我们可以试着把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他治学育人的精神，系统地整理出来，编纂成集。这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份见证，一种传承。”

刘慧兰闻言，眼眶立刻有些湿润。她至今还记得，当年作为那个怯懦的农村女生，是如何在于老不苟言笑却公正无私的指导下，在实验室里找到了自信和方向。她用力点头：“我同意！林总，这件事太有意义了。于老的很多观点，尤其是他早期关于公共卫生预防前移、技术适用性评价的思考，即便放在今天，也极具前瞻性。”

周晓梅推了推眼镜，理性地补充道：“是的。除了发表的论文，于老还有大量未正式刊印的讲义、手稿、评审意见以及在不同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这些散佚的材料，价值可能更高，能更真实地反映他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和对关键问题的深刻洞见。整理工作需要非常细致，也需要得到学校和于老本人及其家人的授权。”

“授权和协调学校方面的工作，我来负责。”林知微当即拍板，“慧兰，你心思缜密，负责牵头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小组，制定详细的编纂方案，重点是对于老的学术思想进行脉络梳理和核心提炼，不能只是简单的资料堆砌。晓梅，你协助慧兰，特别是在技术相关内容的甄别和注解上，要把好关。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资源，直接跟我说。”

“微光”最高决策者的效率是惊人的。计划迅速启动，一个由于怀仁教授的数位早年弟子、现任“微光”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以及母校校史研究室专家组成的编纂小组很快成立起来。林知微亲自担任总顾问，并不时过问进展。

这项工作，远比想象中更为繁复和艰巨。于老一生着述等身，手稿字迹时而潦草难辨，更大量的则是那些未曾公开的、记录在各种笔记本、活页纸甚至信封背面的思考片段。编纂小组的成员们，仿佛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考古发掘，小心翼翼地将那些散落的珍珠拾起，擦拭，试图重新串联起一条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学术轨迹。

在这个过程中，林知微自己也投入了大量的业余时间。她推掉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将夜晚的书房时间，更多地分配给了阅读那些泛黄的手稿和会议记录。她仿佛重新坐回了于老课堂下的那名学生，只是这一次，她带着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更宏阔的产业视角，去解读恩师当年的那些论断与思考，常常有新的、更深刻的感悟。

她读到于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份关于“地方病防治中技术适用性与社会经济成本考量”的内部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适宜技术”和“全周期成本效益”的概念，远早于国际上类似的思潮。她读到于老在九十年代中期，一次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其中强调“医学工程的发展，绝不能脱离临床一线需求，更不能沦为纸上谈兵的数字游戏，其终极评价标准是能否解决人民的健康问题”，这与“微光”一直践行的“精益求精，普惠民生”的理念何其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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