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射雕与神雕14(2/2)
那年秋天,枣阳遭了蝗灾。黑压压的蝗虫从天边飞来,所过之处,庄稼被啃得精光。百姓哭天抢地,眼看就要绝收。杨康当机立断,开义仓放粮。四个义仓同时开仓,按人头平价售粮,特别困难的家庭可以借粮,来年再还。
那一场蝗灾,枣阳没有饿死人。百姓领到粮食时,跪在县衙门口磕头,说杨知县是“再生父母”。杨康在信里写:“师娘,当我看到那些百姓捧着粮食,眼中重新燃起希望的光时,我觉得,这两个月的奔波劳累,值了。”
互市点最麻烦。金国那边倒是愿意,派了个小官来接触,说他们也需要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药材。但宋军这边不答应,襄阳守将吕文德亲自写信给杨康,说互市点容易成为奸细往来的通道,坚决不同意。
杨康没有放弃。他亲自去襄阳,面见吕文德。那时他上任才三个月,一个十八岁的七品知县,去见正三品的襄阳守将,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去了,带着详实的方案和数据。
“他真敢。”陆乘风在信里写,语气里满是佩服,“那天我也在襄阳,在商行分号等着。杨康去了两个时辰,回来时脸色平静,说吕将军答应了,但有几个条件。”
杨康提出的方案是:把互市点设在两军都不驻防的缓冲地带——枣阳以北三十里的“三不管”河谷。那里地势开阔,易于监视。互市点由县衙派衙役维持秩序,双方商人凭路引进出,货物登记在册,交易时间限定在每月初一、十五,每次只开一天。这样既做了生意,又便于监管,还能防止规模过大引起两国朝廷的注意。
吕文德被他说动了。这位老将军守襄阳多年,深知边境百姓的苦处,也明白完全封锁边境不现实。杨康的方案,既照顾了民生,又考虑了安全,而且把互市点放在县衙控制下,比让商人私下偷运要强得多。
互市点开张那天,杨康亲自去坐镇。陆乘风也去了,以商行掌柜的身份。他们在河谷里搭了几个简易的棚子,衙役在四周巡逻。宋金两边的商人小心翼翼地从各自的方向走来,带着货物,在棚子里交易。
“那场面,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陆乘风在信里详细描述了那天的情景,“金国商人带来的是皮货、马匹、羊毛、盐块;我们这边带去的是茶叶、丝绸、瓷器、药材。起初大家都很警惕,交易时话都不多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交易了几笔后,气氛就缓和了。有个金国老商人,买了一批茶叶后,用生硬的汉话说‘茶好,谢谢’。我们这边有个药铺掌柜,买了几张上好的狐皮,也拱拱手说‘皮子不错’。”
“杨康站在一旁看着,没说话,但眼神很复杂。后来他跟我说,师娘,以前我觉得,宋和金,就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但现在看着这些普通百姓,他们不想打仗,不想杀人,只想活下去,做点小生意,换点需要的东西。我在想,也许仇恨和战争,从来就不是百姓想要的。想要打仗的,是上面的君王、将军、贵族;而,安安稳稳过日子。”
这话让我感慨良久,拿着信纸,久久没有放下。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边境的烽火中,在官场的漩涡里,悟出了这样的道理。这道理很简单,很简单,但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多少英雄豪杰,就是参不透。
不知是他的幸运,还是不幸。
枣阳的变化,渐渐传开了。邻县的百姓听说枣阳有清官,审案公正;有义仓,荒年不饿;有互市点,能做买卖换钱,开始有人偷偷迁过来。起初是零星的几户,后来是成村成村的迁。杨康来者不拒,给新迁来的百姓分田地(枣阳荒地多),减免赋税,帮他们安家落户。
枣阳的人口,从他刚到时统计的三千二百户,慢慢增加到三千五百户、四千户、四千五百户。荒地开垦了,市集热闹了,县城的城墙也修补一新——是杨康发动百姓,以工代赈,用县衙仅有的那点钱,买了材料,百姓出力,把塌陷的城墙一段段修起来。
但麻烦,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意的红火,悄然而至。
那天陆乘风的信到得特别急,送信的是商行的快马,马到别院时浑身是汗,几乎累瘫。信是陆乘风亲笔,字迹潦草,有些地方甚至被汗浸得模糊,显然是在仓促中写的。
“师娘、师父:出事了。枣阳南边三十里,黑风寨的土匪下山劫掠,一夜之间洗劫了三个村子——王家庄、李村、张镇。抢走粮食二百石,钱财无数,杀了二十多人,掳走青壮男女三十余人。县衙接到报案,杨康当即带所有衙役(共二十八人)去剿匪。在黑风山下中了埋伏,土匪从两边山崖滚下巨石、射下箭矢,衙役伤了十几个,其中三人重伤。杨康手臂中了一箭,所幸不深。”
“匪首‘黑面虎’放话,要县衙交出五千两银子,否则三天后血洗枣阳城。现在枣阳人心惶惶,百姓拖家带口往城里涌,城门都快挤破了。杨康坚持不交钱,说要死守县城,但我看他脸色不好,伤口虽包扎了,但失血过多,加上连日劳累,已经有些发烧。”
“事急,望师父师娘速来。陆乘风拜上。绍兴十八年十月初九。”
我看得心头一紧,手都有些发抖。黑风寨是枣阳一带最大的匪窝,盘踞黑风山多年,据险而守,连襄阳守军都剿了几次没剿掉。杨康手下那几十个衙役,怎么可能是对手?
李莲花看完信,脸色沉静,但眼中闪过锐利的光。他沉吟片刻,道:“他需要帮助,但不能是明面上的帮助。我们是江湖人,他是朝廷命官,如果我们公开插手剿匪,会被言官弹劾勾结江湖、擅自动武,甚至会被扣上‘蓄养私兵、图谋不轨’的帽子。”
“你想怎么做?”我问,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我亲自去一趟。”李莲花说,“不带别院的人,就我一个人。以游方大夫的身份去枣阳,暗中助他。你留在别院,稳住局面,也随时准备接应。”
我立刻摇头:“不行,我也去。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而且杨康受伤了,需要治伤。我是大夫,去给他治伤,名正言顺。”
李莲花看着我,看了很久。他知道我的脾气,决定了的事,不会改变。而且我说的有道理——大夫去治伤,确实名正言顺。
“好。”他最终点头,“那就一起去。但记住,到了枣阳,我们是游方大夫李莲花和白芷,是偶然路过,听说枣阳有匪患,留下帮忙治伤。其他事情,暗中进行。”
我们当即收拾行装。我带了足够的药材——金疮药、止血散、解毒丸、清心散,还有特制的伤药和补药。李莲花带了简单的衣物和药箱,还有……他的剑。那柄剑已经很久没用了,但这次,恐怕不得不用。
我们连夜出发,骑马走官道,日夜兼程。从终南山到枣阳,八百多里路,我们用了四天三夜赶到。到枣阳时,已是十月十三的傍晚,距离土匪限定的“血洗枣阳”之日,只剩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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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阳县城比我想象的要好,也比陆乘风信中描述的更紧张。
城墙确实修补过,虽然还有些地方显得粗糙,但整体完整,城门也结实。只是此刻城门紧闭,城楼上站满了人——不只有衙役,还有许多百姓自发组织的青壮,拿着简陋的武器:锄头、扁担、菜刀,甚至削尖的木棍。他们脸色紧张,但眼神坚定,显然已经做好了守城的准备。
我们表明身份——游方大夫,听说枣阳有匪患,特来帮忙治伤。守门的衙役认识陆乘风,见我们是商行掌柜的朋友,又背着药箱,便放我们进城,还派了个人带我们去县衙。
城里的气氛更加紧张。街道上行人稀少,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偶尔有行人,也是行色匆匆,背着包袱,显然是想逃难又无处可去。县衙门口聚集了不少百姓,有的在打听消息,有的在帮忙搬运守城物资——石头、滚木、火油。
陆乘风在县衙门口等我们,拄着拐杖,脸色憔悴,眼下一片青黑,显然多日未眠。
“师娘,师父。”他迎上来,声音沙哑,“你们可算来了。”
“杨康呢?”我急问。
“在后衙,刚换了药,睡了。”陆乘风压低声音,“伤在左臂,箭伤,不深,但伤口有些红肿,像是感染了。我按您教的法子处理了,用了金疮药,但效果不大。而且他这些天几乎没合眼,白天布置防务,晚上巡城,铁打的人也撑不住。”
我们快步走进县衙。县衙里也很乱,大堂上堆着守城物资,几个衙役在清点。穿过大堂,来到后衙。后衙的厢房里,躺着十几个受伤的衙役,呻吟声不断。最里面一间,是杨康的卧房。
推门进去,屋里点着一盏油灯,光线昏暗。杨康躺在床上,盖着薄被,脸色苍白,额上沁着冷汗。左臂露在外面,包扎着绷带,绷带上渗出血迹。他睡得不安稳,眉头紧蹙,嘴唇干裂,偶尔发出含糊的呓语。
我轻轻掀开绷带查看伤口。箭伤在左上臂外侧,创口不大,但周围红肿发热,有脓液渗出,确实感染了。而且看杨康的样子,已经开始发烧。
“伤口不干净,箭上可能有毒,或者处理时感染了。”我低声对李莲花说,“得重新清创,上药,还要退烧。”
李莲花点头:“你处理伤口,我去看看城防布置。”
我让陆乘风准备热水、干净布巾、烈酒、金针。然后小心地拆开绷带,用烈酒清洗伤口,挤出脓液,再用特制的消毒药水冲洗。杨康在昏迷中疼得抽搐,但咬紧牙关,没有喊出声。
清洗完伤口,我敷上特制的消炎生肌膏,重新包扎。又取出金针,在他曲池、合谷、大椎等穴位施针,清热解毒,退烧安神。
针下不久,杨康的呼吸渐渐平稳,额上的冷汗也少了些。我坐在床边,用湿布巾擦拭他脸上的汗,看着这个从小看到大的孩子,心中五味杂陈。
他才十八岁,肩膀还单薄,却要扛起一县安危;他本该在翰林院里吟诗作赋,在父母膝下承欢,却要在这边境小城,面对刀光剑影,生死考验。
但这就是他选的路。他选了,就要走下去。我们能做的,只是在他跌倒时扶一把,在他迷茫时点一盏灯。
一个时辰后,杨康醒了。他睁开眼睛,起初有些茫然,看到我时,愣了一下,随即挣扎着想坐起来:“师娘……您怎么来了?”
“躺着别动。”我按住他,“伤口感染了,发烧,刚退了点,别又严重了。”
他这才感觉到伤口的疼痛,皱了皱眉,但还是听话地躺下,只是眼睛一直看着我,眼圈渐渐红了:“师娘……我……我没用。土匪没剿掉,还伤了这么多弟兄……”
“别说傻话。”我给他掖了掖被角,“剿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黑风寨盘踞多年,凭县衙这点人手,能全身而退已经不错了。现在养伤要紧,伤好了,再想办法。”
正说着,李莲花和陆乘风进来了。李莲花已经看完了城防布置,脸色凝重。
“康儿,”他在床边坐下,“城防布置得不错,滚木、礌石、火油都备齐了,百姓也动员起来了。但光守城不行,土匪围城,城里粮食能撑几天?十天?半个月?时间一长,不用土匪打,城里自己就乱了。”
杨康脸色更白:“那……那怎么办?”
李莲花看着他,缓缓道:“硬拼不行,就想别的办法。我问你,黑风寨有多少人?地形如何?头领是谁?有什么弱点?”
杨康定了定神,开始详细讲述。这些天他虽然受伤,但脑子没闲着,把了解到的情况都梳理了一遍。
黑风寨在枣阳南边三十里的黑风山上。山势险峻,三面悬崖,只有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到山顶,易守难攻。寨中有土匪百余人,头领外号“黑面虎”,本名不详,四十来岁,心狠手辣,武功不弱,据说早年是军中逃兵。寨中还有二当家、三当家,都是亡命之徒。
“这次他们下山,抢了三个村子,但抢到的粮食不多。”杨康说,“我审问过从山上逃下来的一个土匪,他说山寨里其实已经断粮半个月了,靠打猎、挖野菜勉强维持。这次下山,主要是想抢粮,但看到村子里的粮食也不多,就改成要银子,想用银子去别处买粮。”
“断粮……”李莲花若有所思,“这倒是个机会。”
“师父的意思是?”
“围而不攻。”李莲花说,“他们断粮,我们就断了他们的粮道。黑风山虽然易守难攻,但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他们总要下山买粮、买盐、买药、买酒。把这些路都堵死,在山下设卡,盘查所有进出的人,发现往山上送东西的,一律扣下。困他们几个月,山寨里没吃没喝,自然就乱了。”
杨康眼睛一亮,但随即又黯淡下去:“可是……怎么堵?县衙只有几十个衙役,还要守城,分不出人手。而且黑风山周围地形复杂,小路很多,堵不住。”
“谁说一定要用衙役?”李莲花笑了,“用百姓。”
“百姓?”
“黑风寨为祸多年,周边村庄哪个没被抢过?哪个没有亲人死在土匪手里?百姓恨之入骨。你贴出告示,悬赏捉拿匪徒,提供线索者有赏,抓到匪首重赏。再组织乡勇,由县衙发兵器(哪怕只是削尖的木棍),训练他们守村、巡山、设卡。百姓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保护自己的粮食,自然会出力。而且……”李莲花顿了顿,“乡勇熟悉本地地形,知道哪些是小路,哪些是密道,比衙役更适合堵截。”
杨康听得认真,眼中重新燃起光,但仍有疑虑:“可是……土匪凶残,百姓怕他们报复……”
“所以要有策略。”我接话道,“黑风寨断粮,山寨里肯定人心浮动。有人想硬拼,有人想投降,有人想逃跑。你可以放出消息,下山投降者,既往不咎,还给田地安家;提供匪首线索者,额外有赏;杀死或擒获匪首者,赏银百两。分化他们,从内部瓦解。土匪也是人,也要活命。当活命的路摆在面前时,很多人会选择走。”
杨康的眼睛完全亮了。他撑着坐起来,虽然牵动伤口疼得龇牙,但精神明显好了很多:“我明白了!硬的不行来软的,明的不行来暗的。围困、分化、招降……多管齐下!”
“对。”李莲花点头,“但记住,招降要真诚,答应的事一定要做到。否则以后没人信你。而且招降后要妥善安置,给田给屋,让里正监督,让他们真正安定下来,不再为匪。”
杨康重重点头:“弟子记下了。”
接下来的三天,枣阳县衙忙得不可开告。
告示贴遍了全县各乡各村,悬赏捉拿黑风寨匪徒。乡勇组织起来了,出乎意料的是,报名的人很多。百姓受够了土匪的欺压,听说县衙发武器(虽然是简陋的),组织他们保护家园,都踊跃参加。短短三天,就组织了三百多乡勇,分成十队,由几个受伤痊愈的老衙役带领,在黑风山周围设卡、巡山。
分化匪徒的消息也悄悄放了出去。陆乘风通过商行的渠道,找了几个人——有山里的猎户,有采药人,有曾经被掳上山又逃出来的百姓,让他们把消息带进山寨:下山投降者,免罪安家;提供线索者,有赏;顽抗到底者,死路一条。
第四天,黑风寨没有屠村。他们又送了信来,口气软了些,只要三千两银子,还说“只要银子到手,保证不再骚扰枣阳”。
杨康回信,让送信的人带回去:一两银子都没有,但下山大门敞开,投降者免罪安家,还给路费。
双方僵持住了。
但僵持对黑风寨不利。他们断粮,山寨里开始闹内讧。第一个下山投降的是个老匪,五十多岁了,瘸了一条腿,是山寨里做饭的。他趁着夜色偷偷溜下山,被巡山的乡勇抓住。杨康亲自审问,兑现承诺,给了他一小块田,一间县衙闲置的破屋,还让他帮忙指认山上的情况——哪些人是头目,哪些人是胁从,山寨里还有多少存粮,士气如何。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十天后,下山投降的已有十五人。半个月下来,达到三十多人。黑风寨人心浮动,连“黑面虎”亲自杀人立威,都压不住了。
一个月后,黑风寨内讧。二当家和三当家联手,趁“黑面虎”睡觉时,将他杀死,割下首级,带着剩下六十多人,全部下山投降。
困扰枣阳多年的匪患,就这样平了。没有大规模的剿匪战斗,没有血流成河,靠的是围困、分化、招降,靠的是人心向背。
庆功宴上,杨康喝多了。这个一向沉稳、甚至有些少年老成的年轻人,第一次在我们面前露出了脆弱和激动的一面。他端着酒杯,眼眶通红,手还在微微发抖。
“师父,师娘,”他看着我们,声音哽咽,“我……我差点就……就撑不住了。那天中埋伏,看着弟兄们一个个倒下,看着百姓惊恐的眼神,我真想……真想认输,想交钱,想让这一切结束。”
他顿了顿,仰头把杯中酒一饮而尽,酒液顺着嘴角流下,混着眼角的泪:“但我不能。我交了钱,土匪会更猖狂;我认了输,百姓会更绝望。我只能硬撑,只能想办法。是师父师娘来了,给我指了路,是枣阳的百姓站出来了,给了我力量。”
他放下酒杯,对着我们深深一躬:“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没有枣阳的百姓,黑风寨……平不了。”
“但你做到了。”李莲花扶起他,拍拍他的肩,“康儿,你记住今天的感觉——不是靠武力,是靠智慧,靠人心,靠坚持。治国治县,都是一个道理。武力能平一时之乱,但平不了人心;只有得人心,才能长治久安。”
杨康重重点头,把那句话刻在心里:“弟子记住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治国如此,治县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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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枣阳又住了半个月,帮杨康处理匪患的善后事宜。投降的八十多个土匪,一一甄别。罪大恶极的(亲手杀过人的)十二人,按律处置,该斩的斩,该流放的流放;胁从的(被掳上山被迫为匪的)四十多人,训诫后释放,安排到各村,分田地,让里正监督,定期向县衙汇报情况;愿意改过自新、且有家人担保的三十多人,也分给田地房屋,让他们安家落户。
陆乘风的商行也趁机扩大了规模。黑风寨平了,商路安全了,他不仅在枣阳开了更大的铺面,还在襄阳、南阳、甚至更远的州县开了分号。逍遥商行的货物——南方的茶叶、丝绸、瓷器,北方的皮货、药材、马匹,开始在各地流通。商路通了,物资活了,枣阳的经济慢慢有了起色。
临走前夜,杨康来送我们。那是十一月的夜晚,天已经冷了,夜空中繁星点点,一弯新月斜挂天边。县衙的庭院里,落叶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沙沙作响。
杨康穿着常服——一件半旧的青色棉袍,外面罩了件黑色披风,站在月光下,身姿挺拔如松。十八岁的少年,经过这几个月的磨砺,眉宇间少了些书卷气,多了些风霜色,但眼神更加坚定,肩膀也更加宽阔。
“师父,师娘,明天就要走了?”他问,声音里有不舍。
“该走了。”李莲花说,“枣阳已经走上正轨,你能应付了。我们在这里,反而让你放不开手脚。”
杨康沉默片刻,忽然问:“师娘,我这样……算是对得起我爹娘了吗?”
这话问得我心头发酸。这么多年了,从他知道身世的那天起,这个问题就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里。他读书、习武、行医、为官,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坚持,背后都有这个问题的影子——我这样做,爹娘会欣慰吗?我这样活,对得起杨家吗?
我看着他,看着这个在我眼前长大的孩子,认真地说:“康儿,你爹娘若在天有灵,看到今天的你——看到你为民请命,为百姓谋福;看到你审案公正,治县有方;看到你平匪患,安民心,让枣阳从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苦地,变成一个人人愿意安家的乐土……他们会骄傲的。”
我顿了顿,加重语气:“他们会骄傲,不是因为你是进士,是知县,是因为你成了一个有担当、有作为、有仁心的好人。杨家后人,不该被仇恨定义,而该被德行定义。你做到了。”
杨康的眼圈又红了。月光下,能看见他眼中闪烁的泪光。但他没有让泪流下来,只是深吸一口气,对着我们,也对着夜空,郑重地说:“弟子……定不负师父师娘期望,不负父母之命,不负百姓之托。此生,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民,无愧于……杨家之名。”
第二天清晨,我们离开枣阳。马车驶出城门时,我回头望去,看见杨康还站在城楼上,朝我们挥手。寒风吹起他的披风和发丝,猎猎作响,但他的身影站得笔直,像一棵已经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树,风再大,也吹不倒。
李莲花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温暖而有力:“怎么样?放心了吗?”
我靠在他肩上,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枣阳城墙,轻轻点头:“放心了。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马车驶向远方,将枣阳留在身后,也将一个少年的成长,一个知县的开端,深深印在了这个冬天的记忆里。
而前路,还有更多的县城,更多的百姓,更多的挑战,和更多的故事。
但我知道,无论杨康走到哪里,无论他将来是继续做知县,还是升任知州、知府,甚至走入朝堂,他都会记得那三句话,记得自己的名字,记得肩上的责任。
他会记得审案须查实据,所以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会记得治县先问农桑,所以不会忽视百姓根本;
会记得御敌当用民心,所以不会只靠武力强权。
他会记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不会贪图安逸享乐;
会记得不求千古留名,但求问心无愧,所以不会为了政绩弄虚作假。
他会记得自己姓杨,是杨家后人,当有风骨;
会记得自己叫杨康,当有担当,当对得起这个名字,对得起天地良心。
这就够了。
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