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5章 辽东光复（2/2）

朝鲜三面环海，陆路唯鸭绿江一线与我相通，

其国弱民疲，骤然涌入数万凶悍客军，必生内乱，

我大汉只需稳住辽东，恢复元气，整顿水师，封锁海路，

待其在朝鲜与当地人矛盾激化，内部争斗不休之时，

再以泰山压卵之势渡江征讨，或扶植朝鲜忠义之士里应外合……

届时，方可真正一劳永逸，根除后患，且代价最小。”

他拍了拍曹变蛟的肩膀：“陛下年轻气盛，求胜心切，可以理解，

但我们为将帅者，不能只看眼前一战之得失，需为社稷长久计，

这抗旨的罪名，这坐视的骂名，老夫一人担了，只要最终能平定辽东，肃清边患，个人荣辱，何足道哉。”

曹变蛟默然，他不得不承认，洪承畴的考量更为老辣和长远。

只是，这份“远见”，需要承受来自最高权力的巨大压力。

时间，就在这种辽东诡异的“静”与清国疯狂的“动”、燕京焦灼的“催”与宁远沉默的“拖”之间，悄然滑入了七月。

七月初八，晨。

一份来自最前沿哨探的密报，终于送到了洪承畴手中。

报告言简意赅，盛京已成空城，最后一批断后的清军旗号已于三日前渡江东去。

鸭绿江西岸，已无成建制清军。

沿途探查，只见大量丢弃的杂物和少量倒毙遗骸。

洪承畴放下密报，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持续了近几个月的巨大压力、算计、煎熬，似乎随着这口气，稍稍泄去了一些。他知道，第一阶段，结束了。

他没有立刻欢呼，也没有急于表功。

而是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铺开纸张，提起笔，开始撰写给朝廷的奏报。

这一次，他的笔调沉稳而笃定，不再有之前的解释与推诿。

奏报中，他首先以确凿的证据禀明：“建奴伪酋多尔衮，慑于天威，已知穷途末路，不敢与我天兵抗衡，

已于六月间尽弃其伪都盛京，举族仓皇东遁，窜入朝鲜境内。据查，其主力已悉数渡江，辽东境内，已无建奴大股。”

接着，他话锋一转，开始描述收复过程：“臣自得悉建奴异动，便督率各镇，稳守防线，步步为营，外示以缓，内紧追蹑，

广宁、辽东诸军严守关隘，山海关曹变蛟部枕戈待旦，宣大方向亦严密封锁，建奴慑于我军兵威，一路东逃，

未敢稍停，更未敢再犯我疆界寸土，至七月初，建奴已全部退出辽东，辽河东西，

自广宁至抚顺，凡建奴所据之城池堡寨，已尽为我军收复。”

他将一场近乎“目送”的敌军撤离，描绘成了一场在己方强大军事压力下，敌人望风而逃、我军“收复失地”的胜利。

至于为何没有截杀、没有追击，则轻描淡写地归因于“建奴逃窜甚速，且挟持大量妇孺为质，我军投鼠忌器，为免伤及无辜，故未强行阻截，然已光复全辽，斩断其根本。”

最后，他奏请朝廷：“今辽东已复，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

臣请旨，即刻着手安抚流亡，恢复屯田，修缮城防，整顿卫所，

以期尽快使辽东重现太平，为陛下永固北疆，

至于遁入朝鲜之建奴余孽，已如瓮中之鳖，

待我朝元气恢复，水师整备完毕，再行跨海犁庭，必可一鼓荡平，永绝后患。”

奏报以八百里加急发出。

燕京，七月中旬。

当刘瑶看到洪承畴这份“辽东光复”的捷报时，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捷报？

是的，名义上，辽东确实“收复”了，困扰朝廷数十年的建奴主力也确实离开了辽东土地。

这算是一个“胜利”。

可是，这胜利来得如此憋屈，如此不像她想象中的“犁庭扫穴”、“献俘阙下”。建奴是“逃”走的，不是被“歼灭”的。

卢象升死了，天雄军没了，朝廷威严扫地，而洪承畴……

用他的“持重”和“抗旨”，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

她拿着奏报，在殿内独自站了很久。

愤怒吗？

依然有。

失望吗？

更深了。

但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和疲惫。

事已至此，木已成舟。

洪承畴已经把生米煮成了熟饭，用“收复辽东”这个既成事实，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现在追究他“抗旨”、“纵敌”，不仅显得刻薄寡恩，更可能动摇前线军心，影响辽东善后。

更何况，洪承畴奏报中关于未来经略辽东、并图朝鲜的方略，看起来确实比盲目浪战要稳妥可行。

“传旨……”刘瑶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辽东督师洪承畴，督率有方，收复全辽，功在社稷，着加太子太傅，

赏……赏银五千两，荫一子入国子监。命其即行统筹辽东善后事宜，务必使地方早日安宁，至于朝鲜建奴之事……容后再议。”

旨意下达，语气平淡，听不出太多褒奖，但也未加任何斥责。

这几乎是默许了洪承畴的一切行为。

消息传回宁远，洪承畴接旨时，神色平静，叩首谢恩。

他知道，这一关，算是暂时过去了。

刘瑶的无奈与沉默，便是对他策略的某种认可。

她现在开始想念沈川了。

十分想念!

若是他在的话，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建奴彻底葬送在辽东土地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