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真假快乐（2/2）
（二）
【第一章 深圳城中村的铁架床】
我第一次见到阿远时，他正蹲在城中村的巷子里煮泡面。出租屋的铁皮屋顶被正午的太阳烤得发烫，泡面桶上的热气混着隔壁发廊飘来的洗发水味，在狭窄的空间里结成油腻的雾。他租住的单间不足十平米，铁架床上铺着印着卡通图案的旧床单，床底塞着三个画具箱，最上面那个的锁扣已经坏掉，露出半截未完成的建筑模型——是座横跨江面的斜拉桥，桥体用 popsicle 棍和铁丝扎成，还沾着未干的白乳胶。
“这桥真能建起来吗？”我踢开脚边一个被踩扁的易拉罐，铝皮在水泥地上发出空洞的响。阿远把泡面叉在桶沿上，抬头笑了笑，牙齿上沾着红色的辣椒油：“去年我画的会展中心方案，甲方说‘太激进’，可你看现在建成的样子，跟我初稿差不了多少。”他指了指墙上贴的剪报，那是深圳新落成的会展中心，玻璃幕墙在照片里闪着冷光，右下角的设计师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
三年前他从湖南老家来深圳时，父亲把他的画具扔在村口，说“搞艺术就是不务正业”。现在他在一家设计院做绘图员，每天凌晨三点下班，挤一个半小时地铁回城中村。上个月他接了个私活，给一家民宿设计扩建图纸，报酬是两千块。“够买两箱 A3 纸了。”他数着皱巴巴的钞票，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从床底拖出个旧饼干盒，里面装着寄回家的汇款单存根，最上面一张的日期是去年冬至，附言栏写着“给妈买羽绒服”。
城中村的夜晚总很喧嚣，楼下夜宵摊的划拳声、空调外机的滴水声、远处地铁驶过的轰鸣，在他听来却像某种节奏。他常说这里的墙壁会呼吸，每道裂缝都藏着异乡人的故事。有次台风过境，屋顶漏雨，他用塑料布盖住画稿，却把模型抱在怀里睡了一夜。“这桥要是塌了，我这辈子就真白来了。”他摸着模型上用铅笔标出的承重线，窗外的雨打在铁皮上，像无数根鼓槌在敲。
后来我再去时，铁架床空了。墙上的剪报还在，只是多了张便签，用铅笔写着：“去云南了，那边有座古桥要修。”泡面桶堆在墙角，最上面那个的叉子还插着，只是面已经干透，像一块被风干的记忆。巷子口的发廊换了招牌，新来的理发师不知道曾有个画桥的年轻人，在这狭小的空间里，用 popsicle 棍撑起过整个江面的星光。
【第二章 大理民宿的玫瑰酱】
林姐的民宿藏在大理苍山脚下的村子里，木门上挂着块褪色的木牌，写着“有风小院”。我第一次去时，她正蹲在院子里摘玫瑰，围裙上沾着粉色的花瓣，指甲缝里嵌着泥土。“这是食用玫瑰，早上刚摘的，等下熬酱。”她抬头笑，眼角的皱纹里都漾着阳光，完全不像那个在电话里对母亲说“我辞职了”时，声音抖得像秋风中的叶子的女人。
五年前她在上海做金融分析师，每天穿着熨帖的西装，在陆家嘴的写字楼里对着电脑屏幕算杠杆率。“有天加班到凌晨，看见保洁阿姨在擦落地窗，她擦到我那格时，突然说‘姑娘，这窗外的灯再亮，也不如老家的月亮’。”林姐把玫瑰花瓣放进竹筛，水珠顺着花瓣滴在青石板上，惊飞了两只啄食的麻雀。她辞职那天，父亲气得摔了茶杯，说“你一个女孩子家，瞎折腾什么”，母亲则偷偷塞给她一张卡，里面是攒了十年的养老钱。
现在她的民宿只有六个房间，每个房间的名字都跟花有关：“蔷薇”“栀子”“合欢”。每天清晨五点，她就起床扫院子，用竹帚把露水和花瓣一起扫进花坛。有次来了个北京的客人，穿着昂贵的冲锋衣，抱怨房间没有电视，林姐只是端来一碗刚熬好的玫瑰酱，“尝尝吧，早上摘的花”。那客人后来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看着苍山的云卷云舒，走的时候买了十罐酱，说“这味道让我想起小时候奶奶做的果酱”。
院子角落有个旧木工台，上面堆着林姐捡来的旧木板。“这是隔壁老木匠退休时送的，说看我跟他年轻时一样，喜欢瞎鼓捣。”她用这些木板做了书架、花架，还有门口的木牌。去年母亲来看她，看见她晒得黝黑的胳膊和手上的茧，没再说“稳定工作”的事，只是每天帮着摘花、熬酱，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民宿的照片，逢人就说“我女儿在大理开花店呢”。
我离开那天，林姐正在给新到的客人介绍周边徒步路线，阳光穿过她身后的紫藤花架，在她围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远处苍山的雪顶在云里若隐若现，院子里的玫瑰开得正好，风一吹，花瓣就落在熬酱的陶罐沿上，像谁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她曾说在上海时，最大的梦想是买套江景房，现在却觉得，这院子里的每一朵花，都比江景房的落地窗更接近天空。
【第三章 广州画室的铁皮桶】
阿杰的画室在广州老城区的一栋骑楼里，楼梯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扶手上缠着不知年月的电线。画室里最显眼的是个一人高的铁皮桶，里面塞满了画废的画布，桶口露出半幅未完成的画，画的是珠江边的旧码头，用色狂乱得像要把整个黄昏泼上去。“这桶是我从废品站捡的，老板说‘这么破你要它干嘛’，我说‘装梦’。”阿杰往调色盘里挤颜料，钴蓝和赭石混在一起，变成一种沉郁的紫。
他学画二十年，前十年在美院，后十年在出租屋。父母是中学老师，从小就说“学画没出息”，直到他的画入选全国美展，父亲才第一次在亲戚面前提起“我儿子是画画的”。但那之后，他依然住在这月租八百的骑楼里，靠接插画稿维生。“有次给儿童绘本画插图，甲方要求‘阳光必须是黄色的，云朵必须是白色的’，我画了个紫色的太阳，他们说‘你这是误导孩子’。”他笑起来，露出后槽牙上的烟渍，手指在画布上抹出一道深灰，“可我见过台风前的太阳，就是紫的，像个烧红的铁球”。
画室的窗对着一条狭窄的巷子，对面是家肠粉店，每天清晨五点就飘来米浆的香味。阿杰常说这巷子是他的灵感来源：送煤气罐的师傅、梳着油头的老茶客、抱着吉他卖唱的流浪歌手，都成了他画里的人物。有次一个收废品的阿姨看到他在画巷口的流浪猫，停下来看了很久，说“这猫跟我老家的那只真像”，后来阿杰把那幅画送给了她，阿姨则回赠了他一个旧相框，现在挂在画室的墙上，里面没有照片，只有一片干枯的榕树叶。
去年他攒钱办了个小型个展，展出的全是骑楼里的日常：生锈的防盗网、挂在电线上的内衣、墙角的青苔。父亲从老家赶来，在一幅画着破旧自行车的画前站了很久，突然说：“这自行车跟你小时候我骑的那辆真像。”回去后，父亲把家里的旧相册寄给他，里面有张他五岁时在自行车后座的照片，背景是老家的梧桐树。阿杰把那张照片贴在铁皮桶上，每次画累了就看看，“原来我画的不是骑楼，是回不去的童年”。
我最后一次去画室时，铁皮桶不见了。阿杰说被收废品的收走了，“里面的画我都拍了照，存在硬盘里”。他正对着窗户画巷子，阳光从骑楼的雕花窗棂照进来，在画布上投下复杂的光影。远处肠粉店的老板在喊“加蛋加肉”，隔壁理发店的收音机里放着老歌，阿杰跟着哼，画笔在画布上顿了顿，突然蘸满了亮黄的颜料，在灰暗的巷子里，点出一盏昏黄的路灯。
【第四章 东北工厂的火车轨】
大刘在东北老家的机械厂干了十五年，每天的工作是操作冲床，把钢板压成规定的形状。他的工位上方挂着块小镜子，对着车间的大门，这样每次领导来检查时，他都能提前把藏在工具箱里的素描本收起来。“这镜子是我结婚时买的，本来想挂家里，后来觉得车间更需要。”他用沾满机油的手指抹了抹镜面，上面立刻留下道模糊的印子。
他从小喜欢画画，课本的空白处全是他画的飞机坦克。父亲是厂里的老工人，说“学画画不如学车床，至少饿不死”，于是他进了机械厂，从学徒干到班长，手上的茧比画具店的橡皮还厚。车间里的冲床每天发出“哐当”的巨响，时间长了，他觉得自己也像块被冲压的钢板，慢慢失去了原来的形状。“有次加班到半夜，我看着冲床把一块钢板压成零件，突然觉得那钢板就是我。”他打开工具箱，里面除了扳手螺丝刀，还有本用牛皮纸包着的素描本，第一页画的是车间的天车，线条生硬得像扳手划出的痕。
三年前厂里效益不好，开始裁员。大刘主动申请了停薪留职，父亲气得拍桌子，说“你这是砸自己的饭碗”。他没说话，只是把素描本放在父亲面前，里面画满了工厂的角角落落：生锈的传送带、积满灰尘的仪表盘、老工人布满皱纹的手。“我想把这些都画下来，以后厂子要是拆了，也算留个念想。”后来他背着画夹走遍了老工业区，画废弃的高炉、长满青苔的铁轨、挂在电线上的安全帽，这些画在网上意外走红，有人说“看到了父辈的青春”。
去年冬天，他在画一个废弃的车间时，遇到了当年的老班长。老班长退休后在车间门口摆了个修鞋摊，看见他的画，突然指着画里的一台旧机床说：“这机床还是我跟你师傅一起组装的呢。”那天他们聊了很久，从机床的型号聊到当年的工资，最后老班长说：“你这画里，咋没画过人呢？”大刘愣住了，看着画里空荡荡的车间，突然意识到，他画了那么多机器，却忘了画创造它们的人。
现在他的画里多了些人物：修鞋的老班长、捡废品的大妈、在铁轨上玩耍的孩子。父亲不再说“不务正业”的话，反而帮他收集厂里的老零件，说“这螺丝是你刚进厂时拧的，画的时候别忘了”。我去看他时，他正在画春天的工厂，墙角长出了野草，一只蝴蝶停在生锈的阀门上。远处传来火车驶过的声音，他放下画笔，望着窗外说：“你听，这铁轨还是当年的声音，只是现在没那么吵了。”
【尾声 凌晨三点的便利店】
凌晨三点的二十四小时便利店里，暖黄色的灯光映着货架上的速食盒饭。我坐在靠窗的高脚凳上，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旁边放着半杯冷掉的咖啡。这时推门进来一个年轻人，穿着外卖骑手的冲锋衣，头盔上还沾着雨珠。他径直走向冰柜，拿出一瓶冰可乐，仰头灌了大半瓶，喉结在灯光下滚动。
“这么晚还在送单？”我忍不住问。他抹了把嘴，笑了笑：“刚送完最后一单，是给一个加班的程序员送的泡面。”他摘下手套，手指关节有些红肿，“上个月我辞了工厂的工作，来跑外卖，家里人说‘不稳定’，可我觉得，至少我知道自己每天要跑多少公里，要爬多少层楼”。他指着窗外，雨还在下，路灯的光晕在积水里漾开，“你看那片云，像不像条鱼？我小时候在老家，常躺在屋顶看云，觉得它们想去哪就去哪”。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微信，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看着屏幕上的字，突然想起阿远的铁架床、林姐的玫瑰酱、阿杰的铁皮桶、大刘的火车轨。窗外的雨小了些，年轻人戴上头盔，推开门走进雨里，冲锋衣背后的反光条在路灯下一闪一闪，像夜空中移动的星。
便利店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玻璃上的倒影渐渐模糊。我突然明白，这世间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无数个像阿远、林姐、阿杰、大刘这样的人，在烟火人间里，用自己的方式，把生活过成了带刺的玫瑰，或是发光的铁皮桶。而我，也该在这凌晨三点的雨声里，给母亲回个消息，告诉她：“我很好，正在看一条云做的鱼，游向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