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学中的土地伦理（1/2）

——从《公羊传》“限田”思想到汉代土地改革

汉代太学作为官方最高学府，不仅是经学知识的传播阵地，更是孕育国家治理思想的策源地。以《公羊传》为核心的今文经学，蕴含着“大一统”“薄赋敛”的土地伦理，通过太学教育的系统化传承，逐渐成为汉代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石。从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奏议，到王莽“王田制”的实践，再到光武帝“度田令”的推行，经学中的土地伦理始终贯穿其中，形成“经学理论—政策实践—教育迭代”的共生闭环。这种“教育赋能制度革新”的联动逻辑，不仅重塑了汉代的土地治理格局，更彰显了中国古代“土地—教育”文明双螺旋的深层内涵，为当代耕地保护与土地政策制定提供了跨越千年的历史借鉴。

一、制度维度：汉代太学经学教育中的土地伦理内核

汉代太学以“五经”为核心教学内容，其中《公羊传》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其蕴含的土地伦理思想，成为太学教育培养治国人才的核心价值导向。这种伦理思想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与国家土地治理需求深度绑定，通过太学博士的讲授与传承，转化为影响朝廷决策的实践智慧，构建起“经学伦理—人才培养—制度革新”的制度链条。

（一）《公羊传》的土地伦理核心：薄赋敛与均贫富

《公羊传》对土地伦理的阐释，根植于“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核心是“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公羊传·宣公十五年》）。其主张的“什一税”，既反对“苛政猛于虎”的重赋，也批判“无税无赋”的无序，强调国家与百姓的利益平衡。在太学的经学教育中，博士们将这种思想与“民为邦本”的理念结合，提出“土地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的观点，论证土地分配的公平性对国家稳定的决定性作用。

太学教育中，《公羊传》的“限田”思想被进一步深化。博士们通过解读“初税亩”的经文，批判鲁国“履亩而税”的做法破坏了井田制的公平性，进而引申出“抑制豪强兼并，保障贫民有田可耕”的改革主张。这种解读并非单纯的经文注释，而是针对汉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社会现实，为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经学依据。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载，太学博士们“每议事，必引《公羊》‘均贫富’之义，以谏天子”，将经学伦理转化为政治诉求。在太学的讲堂上，博士们常以秦代“废井田、开阡陌”后土地兼并加剧、最终引发农民起义的史实为鉴，向弟子们阐释“均田”对政权存续的重要性，这种“以史证经”的教学方式，让土地伦理思想深入人心。

（二）《周礼》井田制的理想投射：均田思想的理论深化

东汉时期，太学教育的内容逐渐拓展，古文经学的《周礼》成为核心教材之一，其记载的井田制，为汉代土地伦理提供了“均田”的理想范式。太学博士们将井田制解读为“土地国有、平均分配”的理想制度，主张“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周礼·地官·小司徒》），这种“公私兼顾、耕者有其田”的模式，成为批判汉代土地兼并的重要理论武器。

与《公羊传》的现实批判不同，《周礼》的井田制为土地改革提供了具体的制度蓝图。太学博士们通过对比井田制与汉代“假民公田”制度的异同，提出“恢复井田制精神，而非照搬其形式”的改革思路——即通过国家干预，限制豪强占田数量，将闲置公田分配给贫民，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这一时期，太学内部爆发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激烈争论：今文经学家（如董仲舒的弟子眭弘）认为井田制是“圣王之法，不可照搬”，主张“限田”而非“复井田”，强调改革需贴合汉代社会实际；古文经学家（如刘歆）则认为井田制是“理想制度，可恢复”，主张以《周礼》为蓝本全面重构土地制度。这种学派之争，不仅丰富了太学的教学内容，更直接影响了汉代土地政策的走向。汉平帝时期，刘歆凭借对《周礼》的精深研究，成功推动朝廷“立古文经博士”，将井田制的理想纳入官方教育体系，为后续王莽“王田制”改革埋下了理论伏笔。这种思想在东汉太学中广泛传播，成为儒生群体的共识，为后续的土地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太学博士议政制度：经学伦理转化为政策的通道

汉代太学博士不仅承担教学职责，更拥有“议政”的权力，这是经学伦理转化为土地政策的关键制度通道。自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后，博士们便可以“直言极谏”的方式，参与朝廷的政策讨论，尤其是在土地、赋税等民生议题上，博士们的经义解读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西汉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太学的文学之士以《公羊传》的“重农抑商”思想为依据，批判桑弘羊的盐铁官营政策，主张“罢盐铁、退权利，归之于民”，其中便蕴含着“还田于民”的土地伦理。文学之士们指出，盐铁官营导致豪强与官吏勾结，“兼并农人土地，聚敛财富”，唯有废除官营、轻徭薄赋，才能遏制土地兼并，这一主张得到了儒生群体的广泛支持。在西汉末年，太学博士刘向、刘歆父子更是以《周礼》为依据，直接参与王莽的土地改革规划，将井田制的理想转化为“王田制”的具体政策。刘向在给王莽的奏疏中写道：“《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法，其井田制，能均贫富、调劳逸，今当恢复其制，以安天下。”这种“议政—决策”的制度设计，让太学成为土地改革思想的策源地，实现了“教育思想”向“国家制度”的转化。

二、实践维度：经学思想落地的物质佐证与制度路径

汉代经学中的土地伦理并非停留在太学的讲堂之上，而是通过具体的制度路径转化为治理实践，这一过程不仅有文献记载的支撑，更有熹平石经残碑、居延汉简等实物证据的佐证，清晰展现了“经学理论—政策实践—基层治理”的传导链条。

（一）熹平石经《公羊传》残碑：土地伦理的物质载体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下诏，将《五经》经文刻于石碑之上，立于洛阳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作为官方定本的经学教材，熹平石经不仅是太学教育的标准化范本，更是经学思想的物质载体。这批石碑共46块，采用隶书镌刻，总字数逾20万字，历经千年战乱，现存残碑主要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地。在残存的《公羊传》碑文中，清晰可见“均贫富、调劳逸”“薄赋敛、宽民力”的文字，这些文字历经千年风雨，依然印证着土地伦理在太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考古学家在对熹平石经残碑的研究中发现，碑文中关于“土地”的经文，其字体刻工更为精细，且碑石的磨损程度较低，这表明在东汉末年，太学弟子与儒生们频繁研读这些内容，将其作为参与土地政策讨论的理论依据。例如，残碑中“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文字，与《孟子》的民本思想相呼应，成为太学博士们劝谏天子“限田”的常用论据。尤为珍贵的是，残碑中还保留着“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以丰财也”的完整经文，这句经文是太学博士批判土地兼并的核心依据，清晰展现了经学思想与土地治理的直接关联。熹平石经的存在，让经学中的土地伦理从“口头讲授”转化为“文字传承”，强化了其在官方治理中的权威性。

（二）太学博士议政的实践路径：从经义解读到政策制定

汉代太学博士议政的制度，为土地伦理的落地提供了清晰的路径。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例，董仲舒作为西汉景帝时期的《公羊传》博士，在汉武帝的策问中，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提出“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的改革建议。他在策文中明确指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此乃乱之源也。”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便是以《公羊传》的“均贫富”思想为指导，限制豪强占田数量，将多余土地分配给贫民。

董仲舒的建议，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虽然由于豪强势力的阻挠，未能完全推行，但却开启了汉代“限田”改革的先河。此后，太学博士们不断以经义为依据，推动土地政策的调整。例如，西汉元帝时期，博士贡禹以《公羊传》“省徭役”的思想为依据，建议“罢诸宫馆希幸者，减诸侯王庙卫卒省其半，以宽民力”，同时提出“减民田租，三十税一”的主张，得到了元帝的采纳。贡禹在奏疏中强调：“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今减田租，实乃遵《公羊》‘薄赋敛’之义，以安百姓。”这种“博士议政—天子决策—政策推行”的路径，让经学中的土地伦理真正转化为治理实践。

（三）居延汉简中的基层实践：经学伦理指导下的土地核查

如果说太学博士议政是土地伦理的“顶层设计”，那么居延汉简中记载的基层土地核查，则是土地伦理的“落地生根”。居延汉简作为汉代河西屯田区的官方档案，其中大量关于“度田”“田租”的记录，清晰展现了经学伦理对基层土地管理的指导作用。

在居延汉简中，编号为E.P.T51:42的简牍记载：“建武六年七月，甲渠候官度田，谨案：豪强张霸，占田三百亩，远超定制，当收其多余田亩，分配给贫民。”这份简牍记录的是东汉光武帝时期推行“度田令”的具体实践。而“度田令”的推行，正是以太学经学中的“均田”思想为依据——太学儒生作为“度田使者”，深入基层，核查豪强占田情况，抑制土地兼并。简牍中“远超定制，当收其多余田亩”的表述，与《公羊传》“均贫富”的伦理思想高度契合，体现了经学伦理对基层治理的直接指导作用。

此外，居延汉简中还有大量关于“田租调整”的记录，如简牍E.P.T59:103记载：“元始二年三月，居延屯田区田租，三十税一，遵《公羊》‘薄赋敛’之义。”这份记录明确指出，屯田区的田租标准，是按照《公羊传》的伦理思想制定的，体现了经学思想在基层土地管理中的制度化应用。值得注意的是，简牍中还保留着“度田使者”的履职记录，如编号E.P.T52:83简文“度田使者王卿，持节至居延，督责诸县，豪强匿田者，论罪”，生动还原了基层执行“度田令”的具体流程。同时，简牍中“贫民受田”的记录，如“贫民李忠，受公田二十亩，岁输租五斗”，更是直接佐证了经学伦理“惠民”的实践效果，让“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边疆屯田区得以实现。

三、案例维度：董仲舒“限田”与王莽“王田制”的经学实践

汉代经学中的土地伦理，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实践形态。其中，董仲舒的“限民名田”奏议与王莽的“王田制”改革，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案例。前者是经学伦理转化为改革建议的初步尝试，后者是经学伦理指导下的全面土地改革实践，二者共同构成了汉代“经学—土地”联动的完整图景。

（一）董仲舒“天人三策”：限田思想的经学源头

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将《公羊传》土地伦理转化为改革实践的第一人。他在太学任教期间，培养了大批传承《公羊传》思想的弟子，其中眭弘、夏侯始昌最为知名，二人后来皆官至相位，在任期间积极推行薄赋敛政策，将董仲舒的土地伦理思想付诸实践。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系统阐述了“限民名田”的主张，其核心思想来源于《公羊传》的“大一统”与“均贫富”理念。

董仲舒认为，汉代土地兼并的根源在于“无制度限制，豪强得以肆意占田”，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便是以经义为依据，设立“名田”制度——即规定每个家庭的占田上限，“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汉书·食货志》）。对于超出上限的土地，国家有权收回，分配给无地贫民。同时，董仲舒还主张“薄赋敛，省徭役”，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其基本生活。他在策文中强调：“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德教，莫大于重农，重农莫大于限田。”

董仲舒的“限田”主张，虽然由于豪强势力的反对，未能完全推行，但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次将经学中的土地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改革方案，为后世的土地改革提供了理论蓝本。更重要的是，董仲舒的思想通过太学教育的传承，成为汉代儒生群体的共同信仰，推动了汉代土地治理理念的革新。

（二）王莽“王田制”：井田理想的经学实践

西汉末年，王莽代汉自立，建立新朝，以《周礼》的井田制为理论依据，推行了“王田制”改革，这是汉代经学土地伦理最全面的实践尝试。而王莽的改革思想，正是来源于太学的古文经学教育。王莽早年曾在太学研习《周礼》，深受刘歆等古文经学家的影响，坚信井田制是解决土地兼并的“救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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