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资本家的算盘（1/2）

院墙外的石板路上，偶尔响起几声叫卖——是挑着担子的小贩，喊着“热包子、糖粥”，声音比之前亮堂多了。八月的粮荒乱局压下去，九月初的土改摸排稳了人心，城里的商户敢开门，小贩也敢出来讨生活了。

余念新从工业合作处的临时会议室出来时，天色刚蒙蒙亮。窗玻璃上凝着水汽，他用指节擦了擦，望着远处码头的方向——几艘货船正泊在岸边，那是合作处刚接收的“大通船行”的旧船，赵海生正带着工人检修，准备下个月去上海接设备。

他已经熬了两夜，眼睛里带着红血丝，却仍旧精神紧绷。安庆现在算是稳住了：粮食靠统一分配没再出乱子，户籍登记完成了八成，土改第一阶段的恶霸地主处置方案也报上去了。

但余念新心里清楚，这些只是“稳”，要让老百姓真的过上好日子，得靠“发展”——而发展的核心，是工业。

农民分到了地，欢天喜地地翻耕，但手里还是那几把豁了口的旧锄头；城里的纺织厂、碾米厂空着厂房，机器要么被国民党拉走，要么锈成了废铁；就连码头的吊机，都得靠人力推着转。

没有工具，没有化肥，没有新机器，农民还是靠天吃饭，工人还是没活干，这样的“好日子”，撑不了多久。

必须搞工业。要建化肥厂，让地里多产粮；要修机械厂，给农民造农具；要添纺织机，让工人有活干。但1949年的安庆，根本造不出这些设备，只能进口——二战结束四年，欧美国家正忙着处理战争剩余物资，发电机、车床、化肥生产线，都在低价甩卖。

更关键的是，此时西方还没对新中国搞封锁，“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影子都没有，只要有钱有渠道，就能买到货。

可钱和渠道，都卡在了脖子上。合作处刚成立，资本家们虽然入了股，但都抱着“观望”的心思，把真金白银藏着掖着。

政府的财政只够发干部和战士的津贴，根本拿不出大笔资金；外贸渠道更是几乎断绝，除了赵海生认识几个上海洋行的人，再没人能搭上国外的线。

唯一的突破口，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手里攥着浮财，藏着渠道，只是没被逼到份上，不愿真的拿出来。余念新跟郭万夫和张市长碰了头，三人一致决定：把安庆商会的核心人物请过来，把政策讲透，把底线划明，逼他们拿出真东西。

第二天一早，安庆商会的五位代表就被“请”到了市政府的会客室。说是“请”，其实是警备区的战士陪着来的——新政府办事，既讲政策，也讲威慑，尤其是对这些跟旧政权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商人，得让他们清楚，现在的安庆，谁说了算。

领头的是商会会长沈敬山，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油亮，穿一件浆洗得笔挺的长衫，肚子圆滚滚的，看着就像个藏着不少心思的老江湖。

他以前是做茶叶生意的，抗战时给日本人送过茶叶，解放战争时又给国民党捐过钱，哪边都不得罪，硬是把生意做大了，成了安庆商界的头面人物。

跟着他来的，有开布庄的王老板、做粮行的刘掌柜、搞运输的周经理，还有一个是前清的秀才，现在开着一家私塾，算是商界的“文化人”，专门帮着沈敬山打圆场。

几个人进了会客室，都不敢像以前那样摆架子，规规矩矩地坐下，眼神时不时往门口的警卫身上瞟——那警卫背着步枪，枪托擦得锃亮，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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