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思想研究会（1/2）

1944 年十月，延安的夜来得快，刚过傍晚，风就裹着凉意往窑洞里钻。余念新在民运部抄了快两个月文件，每天的活计熟得不能再熟，直到前一晚收到那封盖着 “边区干部思想研究小组” 红印的通知信 —— 发文单位是民运部直属，他心里就清楚，这不是普通的会议。

清晨集合号刚停，余念新已经坐在办公桌前，把记录用的笔记本、铅笔都理得整齐。程干事掀帘进来，眼圈泛着青，手里攥着半杯凉茶：“准备好了就走，去王家坪的窑洞会议室，不远。记住，今天你只记录，不发言，会议内容一句都不能外传，连笔记都得留在会场。”

“是。” 余念新拿起笔记本跟上，两人走在狭窄的山道上，两侧的简易工棚堆着油印机和文件纸，墨味混着炊烟味，呛得人嗓子发紧。程干事没再多说，只偶尔在遇到巡逻的战士时，出示一下证件。

思想研究小组的会场在王家坪的一排窑洞里，门口挂着木牌，漆掉了大半，字迹却还清晰。门口站着两个持枪警卫，进洞前要交证件登记。洞里灯光昏暗，十几张木桌拼成长排，前面铺着块洗得发白的白布。民运部副部长刘秉文坐在正中，身边是教育处、青年团、妇联的干部，余念新还在后排看到了吴学文，对方冲他微微点了点头。

会议一开始，刘秉文就没绕弯子：“今天不谈文件，不谈口号，就谈思想。最近干部教育班有个现象，学员提问多、讨论烈，有人说这是学习深入，也有人说这是‘自由讨论’，容易滋长个人主义。同志们怎么看？”

窑洞里静了几秒，青年团的一位女干部先开口：“年轻同志思想活跃是好事，但方向必须统一，不能让理论学习变成争论场。谁掌握理论解释权，谁就能带好路。”

接着，教育处的老干部举手：“得区分情况，真心求学的讨论要鼓励，借讨论发泄不满的，就得警惕。”

余念新坐在靠墙的位置，低头记录，笔速不快，却没漏一个字。他心里门清，“讨论”“统一”“解释权” 这三个词串在一起，其实是在划思想界线 —— 以后的学习讨论，不能再像之前少年班那样随意，得有框框。

会议进行到一半，刘秉文放下茶杯，忽然看向后排：“听说记录组调来个小同志，叫余念新？在哪？”

余念新起身：“在。”

“少年班出来的？”

“是。”

“你们班思想活跃，大家都知道。” 刘秉文语气平和，“你说说，怎么看刚才的事？”

洞里的空气一下子紧了，连翻文件的声音都停了。余念新沉默两秒，才开口：“报告首长，我觉得学习讨论得有边界，但思想要转变，也离不开疑问。没有疑问，对理论的领悟就浅。”

刘秉文抬了抬眼：“你是说，该让学员多质疑？”

“不是质疑，是求证。” 余念新声音没颤，“质疑是反对，求证是想懂。理论不能只背，得懂了才信得稳，信得稳才能用得好。”

有几个干部悄悄点头，也有人皱着眉没吭声。刘秉文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年轻人，敢讲实话，好。” 他转头对众人说，“这说明教育得讲方法，不能怕学员思考，要引导。思想工作不是堵，是导。”

这话一出，几个干部跟着附和，气氛才松下来。余念新坐下时，手心有点汗 —— 刚才那番话，踩在界线边上，再偏一点，就可能被当成 “替自由讨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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