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1章 秀乐禁上天（21）（1/1）
《公羊解诂》载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说明在编定《六经》时，广泛搜集各国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
实验欹器：《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日：‘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
宥和右的意思相同，也跟侑意思一样，劝说、勉励的意思，坐同座。古时候的人没有桌椅，只能坐地上。前面是案几，常用的物品放在右边，所以，座位右边是经常关注的地方。
宥坐即座右铭。欹器的底是尖的，它有个特点：空虚时只能歪斜地放着，即“虚则欹”；当注入一半左右的水，就可端正地摆放，就是“中则正”；但注水又不可太满，水太多了，它又会自动侧翻倒，把水都倒了出来，这就是“满则覆”。欹器是对它的俗称，当人们利用它的特性赋予了文化内涵后，又送它一个雅号叫宥坐。
诛少正卯：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做大司寇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杀了他。子贡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不会不恰当啊？”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比较起来还稍好一点：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一般人要是有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备五种恶行，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
西汉中期，天灾频发，社会动乱。儒者梅福认为，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对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发怒。朝廷接受了梅福的提议，封孔子为商汤的后代，接续先王的祭祀。东汉时正式把孔子作为国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
唐代命令每个县都要建庙祭祀孔子。每年春秋两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两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学官主持，后来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后，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对孔子的封号也不断增加。
孔子成为国家公神以后，儒者们的宗教地位也相应提高。唐代为孔子设立“从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最早选中陪同孔子的，是二十二位对于注释儒经有重大贡献的儒者，后来扩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历代着名的儒者。
宋代，从祀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称为“四配”，他们是颜回、曾参、子思和孟轲。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个优秀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贤”，祭祀那些亲自接受孔子教导的弟子们。最后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后历代最优秀的儒者。而后来的儒者，也以死后能够进入孔庙成为先儒为最高的荣誉。此外，孔庙还有专门的祟圣祠奉祀孔子上五代祖先，并以四配之父及宋代理学家周、张、程、宋、蔡之父配享从祀。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脱胎自周朝礼乐传统。注重“人道大伦”，希望推衍“爱与敬”。让人不拘泥、不保守，让人不偏执、不极端，让人与时俱进，不故步自封。
儒家注重教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六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
儒家注重德政。“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强调仁与礼相辅相成。
儒家特别注重社会管理，尤其注重管理者的素质。提倡教化，抨击暴政。力图重建礼乐秩序，移风易俗。儒家以人为本，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学术流派。
儒者为何名为儒，儒字含义许多人皆未求深解的。儒家思想资源“来源于尧舜与西周的《尚书》《诗经》在孔子时代已经成为包括孔子在内的人们所依凭的文化经典。”
周礼曰：儒家得道以民。所谓得道，一曰礼乐，二曰仁义。先得礼乐者，乃儒家元圣周公姬旦也。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洛邑，六年制作礼乐，依据周制，参酌殷礼，制定了田制、管制、禄制、乐制、法制、溢制、畿服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典章制度，世称周礼或曰周公之典。周公曾作大诰、康诰、酒诰、周官、立政诸篇，倡导天命不僭、天命靡常之思想，张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孝养父母、以德辅天之言行。孔子于周礼向往不已，曾有吾从周之誓言。孔子于周公膜拜顶礼，为久矣，曾曰，吾不复梦见周公而长叹。为阅周公之典，访元圣之迹，孔子于周景王年间，携弟子南宫敬叔入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儒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 各种宗教仪式。他说：“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