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4章 战地记者出现！军中文宣制度建立（2/2）

画中人物表情生动，有期盼，有好奇，有感激。旁边还配了简短的文字说明。

“张生，此画甚好。”

苏谔走过来看了看，“可命名为《王师颁种图》，着墨时，要突出我朝官吏的温和、牧民的欣喜，以及那农具、种子代表的生机。此图连同文字，要尽快刻版，送回后方，刊于《征西捷报》。”

《征西捷报》，是宣慰司创办的一份不定期“报纸”，采用相对廉价的竹纸印刷，图文并茂。

内容主要是西征大军的捷报、英雄事迹、屯田成果、西域风物介绍、朝廷恩旨、军规宣讲等。

它通过后勤渠道，分发到各营、各屯田点，甚至在高昌等归附地区张贴。

虽然粗糙，但在信息闭塞的军营和边疆，却是士卒和民众了解外界、提振士气、认知大宋的重要窗口。

除了《征西捷报》，宣慰司还负责编纂更正式的《西征实录》，记录重大战事、决策、人事任免；编写通俗易懂的《安民告示》、《劝农歌》、《归化颂》等宣传品，由通事翻译成回鹘文、波斯文等，在归附地区散发宣讲；

甚至组织军中略有文采的士卒，成立“宣讲队”，在操练间隙、饭后睡前，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忠勇故事、朝廷德政、西域历史，潜移默化地塑造集体记忆和认同。

“主事，这是从高昌快马送来的。”

一名文吏递上一份文书，“高昌王阿斯兰汗请求，希望我们能派‘记事郎’和画师，去记录高昌归附以来，与我朝互市、通婚、共御外敌的盛况，他想在宫中悬挂，并传示各部。”

苏谔接过看了看，笑道：“这是好事。阿斯兰汗很聪明，这是要借我朝文宣，稳固其位，并彰显其归附大宋的正确。派……让李默去，他文笔华丽，善绘盛景。再带上一名画工，务求场面宏大，人物祥和，突出‘华夷一家，共沐王化’之意。”

他沉吟片刻，又道：“不过，也要提醒李默，在记录共御外敌时，可着重描写高昌军民与我军并肩作战的英勇，但具体战况、部署，仍需谨慎，以帅府通报为准。重点在‘情’，不在‘谋’。”

“是。”

处理完这些，苏谔走到院中一口水缸前，掬起一捧凉水洗了把脸。

秋日的阳光照在他清瘦的脸上，他望着院中那些忙碌而年轻的“战地记事郎”们，心中感慨万千。

这些人，用手中的笔，代替了刀剑，在另一条战线上奋战。

他们记录英雄，也记录平凡；传播胜利，也反映艰辛；描绘异域风情，也灌输家国理念。他们是岳家军的眼睛、嘴巴，也是连接前线与后方、军队与百姓、大宋与西域的桥梁。

当然，文宣并非只有赞歌。

苏谔清楚记得岳云的嘱咐：“实录，首要在于‘实’。可彰勇烈，可颂仁德，可传捷报，然不可讳言艰辛，不可掩盖过失，不可浮夸战功。要让士卒觉得可信，让百姓觉得可亲，让敌人觉得可畏。”

因此，宣慰司的记录中，也会有将士冻伤、水土不服的记载，有转运粮秣民夫艰辛的描写，有对违纪士卒惩处的公示，甚至会有对某些战术失误的冷静分析。这种有限度的“真实”，反而增强了文宣的权威性和感染力。

一名战地记事郎，在发给后方的家信中写道：“……此处风沙甚大，夜间苦寒。然同袍皆无怨言，盖因军中《捷报》常至，知朝廷未忘我辈，知家中老小皆受抚恤优待。昨日听宣讲队言班超三十六人定西域旧事，热血沸腾。今我十万王师至此，必不使汉官威仪，复沦于胡尘！……”

这封家信，连同无数类似的信件、口讯，通过日益通畅的后勤驿道，传回中原。

它们与《征西捷报》上那些经过润色的故事、图画一起，在汴京的酒楼茶肆、在江南的市镇乡村，口口相传，激荡起一股“西域热”，也让“岳家军”的威名与形象，更加具体、更加鲜活，甚至带上了几分传奇色彩。

投军报国的年轻人更多了，后方的捐输更踊跃了，朝廷中关于西征的争议也暂时被这股热潮所掩盖。

而在西域本地，那些用回鹘文、波斯文书写的安民告示、劝农歌，以及画着宋军分发粮食、医治牧民、惩治盗匪的图画，也随着商队和宣慰人员的脚步，悄悄改变着一些部族百姓的观感。

虽然不可能立刻赢得真心归附，但至少打破了“宋军凶残”的谣言，播下了一颗“或许可以共存”的种子。

“笔杆子营”的灯火，常常亮至深夜。

炭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低声讨论的嗡嗡声，刻版匠人的叮咚声，汇成了一曲不同于战鼓与号角的交响。

苏谔知道，他们记录的，是正在发生的历史；他们书写的，是试图塑造的未来。

当岳家军的铁骑踏过山河，他们这些“战地记者”的笔墨，则将试图为这片土地，描绘一幅新的、属于大宋的图景。

这条战线，无声，却同样重要，同样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