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2章 赵构改元，光启元年（2/2）

诏书颁布的仪式，在庄严肃穆的皇城大庆殿举行。

虽然赵构本人并未出席，但皇帝御临，太子赵玮、文武百官、宗室勋贵、外国使节齐聚。

钟磬齐鸣，韶乐奏响，礼部尚书朗声宣读改元诏书，文中历数“绍兴”以来“生聚教训”之功，痛陈“胡尘未靖，幽云未复”之耻，盛赞近年来“革故鼎新，武备修明”之象，最后宣告：“兹欲廓清寰宇，再启光明，用改元‘光启’，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年号变更，牵一发而动全身。

礼部、钦天监、内廷各监局立刻忙碌起来，铸造新的“光启通宝”钱币，重制宫廷仪仗、印玺标记有新年号的器物，各级官府文书纪年一律改用“光启”。

民间虽然反应稍慢，但“光启”这个响亮而充满希望的年号，还是迅速取代了“绍兴”，出现在新印的历书、契约、私人信件乃至百姓的口头禅中。

“光启元年”成为时间新的起点。

朝堂之上，反应更为微妙而热烈。

以张浚、岳飞、韩世忠为首的主战派将领，闻之无不振奋激昂。

在真定大营点兵的岳飞，接到快马送来的邸报，凝视“光启”二字良久，对左右将领慨然道：“官家改元明志，此乃昭告天下，与虏寇再无转圜，惟有决胜！我辈军人，正当此时，以身许国，开此光明！”

麾下将士闻之，山呼万岁，士气大振。

那些原本对北伐心存疑虑、或对变革有所抵触的保守派官员，在“光启”年号所代表的煌煌大义与赵构的坚定意志面前，也大多噤声，或转而附和。

年号即国是，反对“光启”，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对“开启光明”，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更何况，北伐大势已成，战争机器已全面开动，利益集团也已绑定，识时务者为俊杰。

临安城内，市井坊间，“光启”年号更是引发了热议。

茶楼酒肆中，说书先生迅速编出了“光启天子开太平”的新段子；士子文人聚会，吟诵的诗文中也多了对“光启盛世”的憧憬；就连寻常百姓，也觉着这新年号比“绍兴”更提气，更敞亮，仿佛改了年号，这世道就真要“光耀重启，万象更新”了一般。

一种混合着民族情绪、对新事物的好奇、以及对未来模糊期望的亢奋，在社会上弥漫开来。

当然，也有人冷眼旁观。

少数清醒者意识到，“光启”二字承载的希望越大，可能意味着北伐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压力也越大。

一旦战事不利，这“光明”未能开启，反可能陷入更深的黑暗。

但这样的声音，在举国上下日益高涨的北伐热情中，微不可闻。

“光启元年，春三月。”

当史官在起居注上写下这行字时，临安城外的“镇戎军”已完成了最后的合成演练，正拔营向北；“临镇铁路”的工程在日夜赶工，汽笛声与号子声交织；机器坊的工匠在为新一批“飞雷”炮身做最后镗削；枢密院内的灯火彻夜不熄，最后的进军路线和后勤方案在反复推敲；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人的大军，已如蓄势待发的箭矢，指向了北方。

赵构站在德寿宫的高处，眺望着北方。

春风吹动他苍白的须发，目光却锐利如昔。

他知道，年号的改变，不会自动带来胜利。

但它是一种宣言，一种动员，一种心理上的总攻号角。

它将帝国的意志、军队的士气、民众的期望，乃至历史的评判标准，都凝聚在了“光启”这两个字上，然后，押注于即将到来的、铁与火的碰撞。

“绍兴”的时代，在铁路的轰鸣与蒸汽的嘶鸣中，彻底落幕了。

“光启”的纪元，将在北伐的炮火与号角声中，艰难开启。

无论是光辉万丈，还是烈焰焚身，这条道路，已无法回头。

光启元年，一切，都将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