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9章 太子仁厚，处事公允（2/2）

他严令皇城司、御史台等办案机构，必须重证据，轻口供。

查办案件，要有确凿的账目、物证、人证，不能仅凭风闻奏事或严刑拷打得出的供词定罪。

对于被弹劾的官员，给予其上书自辩的机会，并派人核查。

有数起案件，正是因为允许申辩和重新核查，才发现是诬告或误会，避免了冤案。

这虽然增加了办案难度和成本，却最大程度保证了公正，也让被查办的官员心服口服，减少了对“清洗”的恐惧。

此外，赵玮的“仁厚公允”，还表现在他对底层胥吏和普通士卒百姓的体谅上。

在整肃仓廪时，他发现不少底层仓吏、斗级参与贪墨，固然可恨，但其供词中也提及上官盘剥、薪俸微薄、生活所迫等情由。

赵玮在严惩主犯的同时，也意识到胥吏阶层待遇过低、缺乏上升通道，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之一。

他虽未能在短期内大幅提高所有胥吏待遇，但下令严查各级官员克扣、摊派胥吏“常例钱”的行为，并尝试在部分部门试点，给予表现优异的胥吏转为低级官员的机会，打开了微小的上升通道，给予一线希望。

在办理抚恤发放时，他特意叮嘱经办官员，要体谅阵亡、伤残将士家属的悲苦，发放钱粮物资时，态度要温和，手续要简便，绝不允许刁难、拖延。

他甚至微服私访，亲自到几户阵亡士卒家中，查看抚恤是否到位，倾听家属困难，并当场指示地方官解决其实际困难。

这些举动虽小，却通过口耳相传，极大抚慰了军心民心。

太子赵玮并非圣人，他也有年轻气盛、思虑不周之时。

但在赵构的悉心指导和自身不断历练下，他努力在“乱世用重典”的刚猛与“为政以仁”的宽和之间寻找平衡。

他的“仁厚”，并非妇人之仁，而是建立在法律和事实基础上的理性宽容；他的“公允”，也非和稀泥，而是基于案情和影响的审慎裁量。

这种刚柔并济、恩威并施的执政风格，逐渐为朝臣所感知。

严厉，使他们不敢懈怠贪墨；仁厚，使他们不致人人自危；公允，使他们心悦诚服。

虽然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招致暗地里的抱怨，但公开的、激烈的反对声浪却并不大。

因为多数官员，包括许多清流和中立派，看到的是一个有原则、有手腕、亦有温度的储君，一个可能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困境的明主。

他的威信，在一次次具体事务的处理中，悄然树立。

朝堂之上，对太子的评价开始发生变化。

原本因他年轻而有所轻视的老臣，开始认真对待他的意见；原本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开始向他靠拢；一些真正忧国忧民、有志于革除弊政的官员，则将他视为希望所在。朝臣信服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

而这种信服，不仅仅源于他太子的身份，更源于他处理政务所展现出的能力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