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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6章 举国动员,粮械转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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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赵玮案头的灯火彻夜不息,军需统筹司的算盘声、书写声、急促的脚步声几乎未曾停歇。

然而,临安城中这紧张有序的运转,只是帝国庞大战争机器核心的一角。

真正决定这场国运之战后勤根基的,是太子诏令下达后,在东南半壁、长江两岸、乃至巴山蜀水间,那场前所未有的、沉默而浩大的“举国动员”。

圣旨与太子钧命,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冲出临安,飞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它们不是送往边关军营,而是送达各路的转运司、常平司、州县衙门,乃至乡里的里正、保长手中。

内容简单而沉重:征粮、征物、征役、转运。

东南粮仓的脉搏

两浙、江东、江西、福建,这些南宋最富庶的“财赋之地”,首先感受到了战争最直接的索取。

以往用于供应临安繁华、官吏俸禄、宫廷用度的漕粮,如今被赋予了更急迫的使命——填饱前线数十万将士的肚子,以及围城之中数十万军民的希望。

在太湖平原,金秋的稻浪还未完全褪去金黄,官府的胥吏和“催办使”属下的差官,便已手持盖有太子监国印信的文书,踏着田埂,敲响了每一户有田产人家的门。

不再有往日的讨价还价与拖延,税率被临时大幅提高,征收时限被压缩到最短。“和籴”的价钱被尽量压低,且多以“盐引”、“茶引”或贬值的“会子”支付。

稍有迟疑或抱怨,轻则捉拿问罪,重则田产充公。

乡间的谷仓被迅速填满,然后又被更快地清空,粮食被装上停在河港的漕船、民船。

运河、苕溪、吴淞江上,往日运送丝绸、茶叶、瓷器的优雅画舫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载稻谷、麦豆,吃水极深的笨重粮船,首尾相接,几乎堵塞了水道。

在江西的鄱阳湖平原,在湖南的洞庭湖周边,场景同样如此。

地方官被“催办使”日夜督促,几乎住在了官仓和码头。

以往层层盘剥、虚报损耗的积弊,在战时军法的威慑下,被强行遏制。

尽管效率的提升伴随着更多的民怨与底层胥吏的哀嚎,但粮食确实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从田间地头,汇聚到州县的常平仓、转运仓,然后装上大小船只,或征发来的牛车、骡队,沿着湘江、沅水、赣江等水道,向北、向东汇集。

川陕战区的补给,最为艰难,也最考验组织能力。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国”美誉,是重要的粮食和兵源补充地。

但要将蜀地的粮秣、兵员、军械,运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支援秦岭前线或东调荆襄,其艰难程度远超东南水网地区。

在成都平原,官府几乎是以刮地皮的方式征粮。

都江堰灌溉的沃野,产出的稻米被大量征收。

这些粮食,连同重庆、合州等地沿嘉陵江运来的物资,在成都、梓州(三台)等地的大型官仓集中。

然后,它们将开始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

一部分走水路。

粮食装上特制的、适合险滩的“艨艟”或“舴艋”小船,由熟悉水性的舵工、纤夫操纵,沿岷江、沱江、涪江等支流北上,在泸州、合川等地汇入嘉陵江主干。

嘉陵江航道水急滩险,暗礁密布,即便在和平时期行船也充满风险,战时更需提防小股蒙古游骑沿江袭扰。

每一批船队都有水军战船护航,岸上还有步卒沿江警戒。沉船、遇袭损失,几乎被视为常态损耗。

更多的,则不得不依赖陆路。那是真正的“蜀道”。

从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古道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绵延不绝的人流和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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