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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2章 藏书繁荣,民间刻书业兴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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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得更多的寒门子弟有可能购买书籍,接受教育。

蒙学、社学的教材供应充足,促进了基础教育的推广。

科举应试的学习资料易于获得,拓宽了人才选拔的社会基础。

学术思想交流活跃,文化创新涌现:学者的着作能较快地刊印流传,促进了不同学术观点、文学流派之间的交流与争鸣。

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大家的语录、文集被广泛刻印,加速了理学的传播与内部分化。

同时,话本、笔记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兴起,满足了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孕育着新的文学形式与审美趣味。

技术进步与文化保存:刻书业的竞争,推动了雕版、印刷、造纸、制墨等相关技术的进步。

套色印刷、插图本等开始出现。大量的典籍被刊印流传,避免了因战乱、水火而失传的风险,为中华文化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许多宋代刻本,成为后世校勘、研究的珍贵底本。

塑造社会风气与价值认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因书籍的易得而进一步强化。

藏书、读书成为受人尊敬的雅事。文化的繁荣本身,成为南宋国力强盛、文明昌明的重要标志,增强了士人与百姓的文化自信与国家认同。

当然,繁荣之下亦有隐忧。

盗版、粗制滥造、校勘不精的“坊本”泛滥,引起了一些严谨学者的批评。

部分书商为牟利,刊印内容低俗或政治上敏感的书籍,引发了朝廷的审查与禁毁。

但总体而言,民间刻书业的兴盛是利远大于弊。

文德殿内,赵构闲暇时,也会翻阅秘书省呈上的新刊书籍目录。

他看到《数书九章》、《妇人大全良方》等“昊天奖”获奖着作被各地书坊争相翻刻,看到《洗冤集录》的白话图解本在市井流行,看到国子监新校的经史典籍版本精良,心中颇感欣慰。

他对侍读的翰林学士道:“朕观近日书坊刻书之盛,犹胜北宋全盛之时。

此非仅商贾逐利,实乃天下向学之心切,文明昌盛之象也。

昔汉求遗书于秦火之后,唐开石经以正文字。

今我朝,不待官府督促,民间自能广刊典籍,流布知识,此岂非文治之极致?然,亦需引导。

对那些传播邪说、淆乱经义、诲淫诲盗之书,当有所禁饬。

对有益于世道人心、有裨于国计民生之书,则当鼓励其刊行。

可令国子监、秘书省,定期评选‘善本’,予以褒奖,并准其于书前冠以‘监定’字样,以示区别,引导风气。”

“陛下圣明。”

翰林学士躬身道,“书籍之盛,实为文明之光。我朝文化之昌,必借此万千梨枣(代指刻版),传之久远,光耀千古。”

是的,在临安的书棚、建阳的书坊、成都的刻坊里,在无数书生的青灯下、藏书家的楼阁中,一股比刀剑更持久、比金银更珍贵的力量正在积聚、流淌。

这是知识的力量,是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文明在面临巨大外部压力时,所迸发出的最深沉、最顽强的生命力。

当北方的铁骑终将南下,当血与火的考验降临,这些承载着华夏智慧与精神的墨香纸页,将成为延续文明火种、滋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

南宋的繁华,不仅在西湖的烟柳、市舶的巨舶、边关的坚城,更在这无声却浩瀚的书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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