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官学普及，州县学堂超万所（2/2）

“经费使用，务求公开透明，杜绝中饱。学田乃养士之资，尤须清丈核实，严禁豪强侵夺。”

赵构特意叮嘱道，“此外，对偏远下州、贫瘠小县，朝廷当有倾斜，可增设‘边州学粮补贴’，勿使因地瘠民贫而废学。”

“陛下圣虑周详，臣等谨记。”陈俊卿忙道。

奏章的后半部分，着重论述了官学普及带来的社会效应。

赵构看到一些具体案例和数据，眼中泛起光彩：

人才涌现：“路、州解试（乡试），应试士子逐年递增，绍兴三十年诸路发解人数，较绍兴初年已增三倍有余。

且寒门子弟比例显着上升。礼部试（省试）中，出身州、县学乃至社学、义塾者，已十有四五。”

这意味着科举取士的覆盖面大大扩展，打破了世家大族对文化的垄断，更多底层精英得以进入统治阶层，扩大了政权的支持基础。

民风教化：“浙东、福建、江西等文教昌盛之地，‘三家之村，必有一塾’，‘童子五六岁，即入蒙馆’。

民间讼斗日减，知礼者众。俚俗曲调，渐染诗书之气；乡约族规，多引圣贤之言。”

文化向下渗透，有效地改善了社会风气，增强了基层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技术传播：“格物院所刊《农桑辑要》、《营造法式》、《算术启蒙》等实用书册，经官学传授、坊间刻印，流传甚广。

新式耕犁、水车、纺机，在官学生徒返乡讲解示范下，推广事半功倍。

军器监简化之《武经总要》图谱，亦于边州县学中择才教授，为乡兵教头储备知兵之人。”

教育成为先进生产技术、军事知识向基层扩散的重要渠道，直接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国防力量的夯实。

边疆稳固：“于荆湖、广南之溪峒边州，黔中、蜀边之蕃汉杂处之地，广设‘蕃学’、‘义塾’，招收酋长子弟、蕃民聪俊者入学，教以汉字、官话、礼仪、律法。

结业优异者，可补州县小吏，或回本族为头人、通译。

潜移默化，渐收华夷同风之效，于羁縻边疆、巩固统治，大有裨益。”

这是文化融合与政治认同的双重工程，对于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当然，报告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部分地区学田被豪强侵占，学官素质参差不齐，偏远地区师资匮乏，贫寒子弟辍学率仍高，以及一些地方存在“重科举、轻实学”的倾向等。

赵构合上奏章，沉默片刻，对二人道：“二卿辛苦了。此奏条分缕析，成绩斐然，问题亦切中肯綮。

文教之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诚为固本培元之第一要务。

然，办学非为装点门面，乃为储才、化民、强国。

今日学堂过万，生员近十万，此乃根基。然，如何使此十万生员，非止能吟诗作赋，更通晓治国安邦之实务？

如何使万千蒙童，非独知孝悌忠信，亦略懂稼穑医算？此乃下一步须深思、着力之处。”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殿外郁郁葱葱的庭院，仿佛看到了帝国各处学堂中传来的朗朗书声，缓缓道：

“传朕旨意：”

“一、着礼部、国子监，会同格物院、军器监、将作监、太医局，精选实用之学，如农、工、医、算、律、兵之基础要义，编纂《蒙学实要》，刊印，分发各州县学、社学，令蒙童启蒙时即有所涉猎，知其大略。科举亦当酌情增加策论中实务之比重。”

“二、严查学田侵占，有犯者，严惩不贷。增拨专款，用于边远贫瘠州县之学舍修葺、束修补贴、书籍购置。学官考课，须察其教化实效、生徒成才，非独以科举中第多寡论。”

“三、于临安、建康、成都、广州等大都，择名胜之地，敕建或赐匾，鼓励大儒开设书院、精舍，讲学论道，以研精深学问，补官学之不足。对民间捐资兴学、设义塾者，旌表宜更从优。”

“四、命各路提举学事司，每年须巡视辖内官学、社学，考核学政，举荐良师，黜退庸劣，其奏报，直达礼部、朕前。”

沈该、陈俊卿闻言，肃然起敬，深深一揖：“陛下圣明！如此，则学政不仅有其形，更有其实；不仅广其基，亦琢其质。

假以时日，必能人才辈出，文风鼎盛，实学大兴，此乃社稷万世不拔之基也！臣等谨遵圣谕，竭力推行！”

“大兴文教”的国策，如同绵绵春雨，悄然浸润着帝国的每一寸肌理。

那一万多所官学，以及数倍于此的社学、义塾、私塾，仿佛一颗颗文化的种子，在江南水乡、在巴蜀盆地、在荆楚大地、在岭南烟瘴中生根发芽。

它们不仅为帝国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各级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一个识字率更高、国家认同感更强、更有学习能力和进取精神的平民社会。

这无形的力量，或许比刀剑铠甲更为持久，也更为根本。

当北方的飓风终将南下时，这个被文化深深滋养和联结的帝国，其承受灾难、恢复生机的韧性，或许将超出任何人的想象。

这，才是赵构倾力推行教化，最深远、也最根本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