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4章 城市记忆2(1/1)
“小翠是我师娘。”李班主忽然开口,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搓了搓又去拧锁,“当年她唱穆桂英,嗓子亮得能穿透三层楼。有次台上掉下来块木板,她推开我,自己被砸断了腿,再也没上过头台。”他指着台角的一个凹陷,那里的木纹比别处深,像块淤青,“就这儿,她摔倒的地方,后来每次演出前,我都要在这儿放块红布。”
苏棠蹲下身,从包里拿出张半透明的拓印纸,轻轻覆在那个凹陷上。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短,涂着透明指甲油,铅笔在纸上轻轻涂抹,木纹里的沟壑渐渐显形,像幅微型的地形图。“我会把这个拓片存进档案。”她从包里拿出个密封袋,袋口的密封条“啪”地一声拉开,小心翼翼地收起草丛里的片红绸角——是刚才风吹过来的,边缘还绣着半朵牡丹,针脚细密,能看出是老手艺人的功夫。
李班主的手抖了抖,接过红绸角贴在鼻尖,深吸了口气。“是……是她最爱的那块。”他忽然哼起《穆桂英挂帅》的调子,跑了调的唱腔在空荡的戏台里打转,惊飞了檐下的麻雀,鸟粪“啪嗒”一声掉在台口的木板上,像个黑色的逗号。“她总说,这红绸是当年她娘给她绣的,牡丹花瓣里要藏三颗珍珠,说能聚气。”老人的手指抚过绸角的毛边,“后来珍珠被小偷偷走了,她就自己用红线绣了三颗假的,你看这儿……”
苏棠凑近去看,果然在牡丹花蕊处看见三颗用红线绣的圆疙瘩,针脚歪歪扭扭,像是初学刺绣的人绣的。“师娘后来还绣东西吗?”她按下录音笔的暂停键,又拧开笔帽,准备记录。
“摔断腿后就不绣了。”李班主往戏台深处走去,那里堆着些落满灰的戏服箱子,“她总坐在后台的镜前,看我们排戏,嘴里跟着哼,腿上的石膏拆了以后,还拄着拐杖给徒弟们纠正台步。”他打开个樟木箱,里面的戏服散发着樟脑丸和旧布料的混合气味,“你看这件穆桂英的靠旗,上面的绒球还是她缝的,针脚比年轻姑娘都细。”
苏棠的相机快门“咔嚓”响了一声,闪光灯在幽暗的后台亮起,照亮了靠旗上绣着的飞虎图案。“班主,您能给我讲讲1958年那场暴雨吗?我在旧报纸上看到,当年戏台漏雨,您和师娘连夜用塑料布盖戏服。”
李班主的手顿了顿,从箱底翻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些泛黄的照片。“那天雨下得跟瓢泼似的,后台的积水没过脚踝,我师娘抱着两箱头面(戏曲演员的首饰)蹲在高凳子上,唱了整夜的《打龙袍》,说要给箱子里的金簪子‘辟邪’。”他指着张黑白照片,上面的年轻女子梳着大头,穿着戏服,正弯腰给个小徒弟整理水袖,“这就是她,那会儿才二十出头,辫子上总系着红绸带。”
苏棠的录音笔又开始工作,李班主的声音、翻动照片的沙沙声、窗外的鸟鸣,都被收进小小的机身里。她忽然注意到后台的镜台上摆着个青花瓷瓶,里面插着支干枯的凤仙花,花茎上还系着根红绳。“这花是……”
“她走那天插的。”李班主的声音低了下去,“医生说她不行了,我就从院子里摘了支凤仙花,她最爱用这花染指甲。”他拿起瓶子,瓷瓶的底足磕掉了块,露出里面的粗陶,“你闻闻,这瓶子里还有她的头油味呢,桂花牌的,那会儿两毛五一盒。”
苏棠凑近瓶口,果然闻到股淡淡的桂花香,混着旧木头的味道。她从包里拿出个小玻璃管,用镊子夹了点瓶底的灰尘,小心地封好,标签上写着“2024.6.16 老戏台后台 青花瓷瓶内灰尘 含桂花头油残留”。
二、录音笔里的市井声与将拆的胡同
上午十点一刻,苏棠转场到西四胡同。巷子里的墙面上,“拆”字被红漆刷得刺眼,笔画边缘的漆皮卷起来,像块结痂的伤疤。几个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往三轮车上搬旧家具,个穿迷彩服的师傅吆喝着:“这红木桌子谁要?没人要我扔了啊!”
苏棠的目标是胡同深处的“老王修鞋铺”,铺子里的老王师傅昨天在电话里说,要把用了四十年的铁砧子当废品卖掉。她推着自行车拐过街角,就看见个穿蓝布衫的老人蹲在门口,手里的砂纸在铁砧上打磨着,火星子溅在青石板上,瞬间就灭了。
“王师傅,我来啦。”苏棠把自行车停在铺门口的老槐树下,树影在她的帆布包上投下细碎的光斑。
老王师傅抬起头,牙床缺了颗门牙,说话有点漏风:“丫头来得巧,再晚一步,收废品的就来拉这砧子了。”他用砂纸打磨着铁砧上的凹痕——那是成千上万次敲打鞋钉留下的印记,深的地方能放下颗黄豆,浅的地方像层薄霜,“你看这纹路,跟地图似的,哪块是钉皮鞋掌的,哪块是敲鞋跟的,我闭着眼都能摸出来。”
苏棠打开录音笔,凑到铁砧前。黑色的笔身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显示屏上的数字跳动着“00:12:37”。“师傅,您敲三下听听?”
老王师傅拿起锤子,铁锤头包着层暗红色的包浆。他手腕轻抖,“叮当、叮当、叮当”,三声脆响像冰棱落地,在胡同里荡开回音。“这声音,比我儿子的钢琴好听。”他咧嘴笑,眼角的皱纹挤成朵菊花,“当年我跟师父学手艺,他就说‘敲砧子要听声,声正了,鞋才稳’。你听这声,亮堂,不发闷,说明铁砧没裂。”
苏棠举起相机,镜头对准墙上的价目表。那张用红漆写在木板上的表,边角已经卷了边,“换底2元,钉掌1元,粘胶5角”——“5角”旁边被人用圆珠笔改成了“1元”,改痕里还嵌着点深棕色的鞋油。“这价目表用了多少年?”
“二十三年零七个月。”老王师傅摸着价目表边缘的卷边,指腹的茧子在木头上蹭出“沙沙”声,“我接手铺子那天写的,1998年正月十六,那天我老伴儿还在这儿帮我钉了块木板。”他忽然指着角落里的藤椅,椅面上铺着块蓝布坐垫,上面绣着朵歪歪扭扭的荷花,“她总坐在那儿给我递钉子,上个月走了,椅子还没凉透,就通知要拆胡同了。”
苏棠的录音笔还在转着,录下了远处拆迁机的轰鸣,也录下了老王师傅摩挲藤椅的“沙沙”声。她从包里拿出本线装本,封面是用蓝布裱的,上面绣着个小小的“记”字。“师傅,您给讲讲您和师娘怎么认识的呗?我记下来。”
老王师傅的脸红了,像个小伙子。“那会儿她在胡同口卖冰棍,我总借故去买冰棍,其实是想多看她两眼。”他拿起锤子敲了敲铁砧,“有次她的冰棍车掉了个轮子,我蹲在那儿给她修了俩小时,手心全是汗,她就给我递了根绿豆冰棍,说‘师傅,您慢点儿’。”
苏棠的铅笔在纸上飞快地写着,笔锋在“绿豆冰棍”几个字上顿了顿。“师娘总来铺子里帮忙吗?”
“可不是嘛。”老王师傅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几十张鞋样,黄牛皮纸的,上面用铅笔标着尺寸,“这是她画的,说每种鞋型都有脾气,得顺着来。你看这双布鞋样,她标着‘给小苏留着,她的帆布鞋总磨脚后跟’——去年你在这儿补鞋,她记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