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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归乡的噩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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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十点

列车在夜色中穿行,铁轨的节奏单调而催眠。威尔逊·菲斯克坐在三等车厢靠窗的位置,眼睛半闭,但大脑在处理信息:芝加哥中转时观察到的城市布局(与纽约对比)、货运列车的时刻表(为未来可能的物资运输做准备)、同车厢乘客的交谈片段(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犯罪率攀升——全国性混乱的前兆)。

他乘坐的是从芝加哥开往纽约的普通客车,预计明早七点抵达宾州车站。距离与汤姆等人约定的码头会面还有两天,时间充裕。他计划先潜入地狱厨房,建立临时安全屋,观察一周后再联系母亲——过早接触可能暴露行踪,打乱计划节奏。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直到乘务员的声音划破车厢的沉闷。

“威尔逊·菲斯克先生?”穿深蓝色制服的中年男人在狭窄的过道里穿行,手里捏着一张黄色的纸片,“有急电。”

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几个昏睡的乘客抬起头,睡眼惺忪地看了一眼,又缩回座位。

威尔逊睁开眼。他的心跳没有加速,呼吸没有变化,但大脑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电报?谁会给他发电报?奥托病危?农场出事?还是——

他站起身,接过电报。纸张很薄,边缘粗糙,是标准的西联电报格式。上面的字是用电报机打印的方块体,冰冷而绝对:

“玛莎·菲斯克病危 肺炎 圣文森特医院 速归”

下方是日期和时间戳:1978年9月15日,14:23。

三天前。

威尔逊的手指收紧。

不是用力一握,而是缓慢、持续地施加压力,指节因缺血而泛白。电报纸在他掌心皱缩,发出细微的撕裂声。墨水的字迹在皱褶中扭曲,“病危”二字像伤口一样裂开。

他没有喊叫。没有哭泣。甚至没有明显的表情变化。只是站在过道里,低头看着那张纸,

但乘务员看到了他的眼睛。

那是一瞬间的变化:原本平静如深湖的瞳孔,骤然收缩成针尖大小,眼白部分因微血管扩张而泛起极淡的红丝。不是悲伤或恐惧的红,是某种更原始的东西——像野兽发现陷阱时的本能反应。

“先生?”乘务员小心地问,“需要帮忙吗?”

威尔逊没有回答。他将皱成一团的电报塞进外套内袋,转身走向车厢尽头的车长室。步伐稳健,但每一步都沉重如铅,皮靴踩在车厢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像某种倒计时的节拍。

车长是个秃顶的胖男人,正靠在椅背上打盹,手里还捏着半截雪茄。威尔逊推门进去时,他惊醒,皱眉:“有什么事?”

“下一站停车。”威尔逊说,“我要下车。”

车长看了眼时刻表:“下一站是阿尔巴尼小站,凌晨一点二十到,只停两分钟。而且那是货运站,普通乘客不下——”

“我要换乘最快去纽约的列车。”威尔逊打断他。

“最快的车是‘帝国特快’,但它在阿尔巴尼大站停,不在小站停。你得等到明早六点,有趟慢车——”

威尔逊从内袋掏出一卷钞票。不是零散的纸币,而是整齐的百元大钞,用橡皮筋扎紧。他抽出五张,放在车长面前的金属桌面上。纸张与金属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

车长眼睛瞪大了。五百美元,

“帝国特快经过阿尔巴尼的时间是凌晨一点五十。”威尔逊的声音低沉,每个字都像从胸腔深处挤压出来,“它会在主线上减速通过弯道,速度降至每小时十五英里。小站北侧三百码处有道岔,可以手动切换,让列车转入侧线停靠三十秒。”

车长脸色变了:“你怎么知道——那是内部时刻表和线路图!”

“我需要上那趟车。”威尔逊没有解释信息来源(他在威斯康星图书馆的铁路年鉴里背下了东北走廊的所有运行数据),“五百美元是给你的。另外五百——”他又抽出五张,“给司机和司炉工。告诉他们,车上有个危重病人的家属,需要赶时间。”

车长盯着钞票,喉结上下滚动。他的目光在钱和威尔逊的脸上来回移动。最终,贪婪和对这个年轻人眼神中那股绝对意志的畏惧,压倒了对规则的遵守。

“……我得先联系调度。”车长哑声说。

“给你十分钟。”威尔逊转身离开,“一点二十,我要在阿尔巴尼小站下车。一点五十,我要在帝国特快上。”

货运列车上的等待

阿尔巴尼小站名副其实地“小”——一个月台,一盏昏暗的电灯,一个锁着门的售票亭。威尔逊在凌晨一点二十分准时下车,手里提着橡木箱,背上背着帆布包。车站空无一人,只有风吹过铁轨旁杂草的沙沙声。

车长履行了承诺:他通过铁路电话联系了调度(威尔逊不知道他编了什么理由),并安排了道岔切换。作为交换,威尔逊在离开前将另外五百美元塞给了他。

现在,他需要等待三十分钟。

没有候车室,他爬上一辆停靠在侧线的空货运车厢。车厢里堆着一些用帆布遮盖的木箱,气味混杂着松木、机油和铁锈。他找了个相对干净的角落坐下,将电报重新掏出来,在昏暗的光线下展开。

纸张已经皱得难以抚平。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重读:

病危。肺炎。圣文森特医院。

肺炎。在贫民区,这常常是死刑判决。营养不良、拥挤的居住环境、缺乏及时医疗护理、可能并发的其他感染……母亲的身体本就虚弱,六年的劳累和恐惧更是耗尽了她的生命力。

他想起最后一封信:“这里还是地狱,只是换了魔鬼。”

她没有等到他来整顿地狱,地狱先吞噬了她。

威尔逊的指尖划过“病危”二字。指甲修剪整齐,但用力之下在纸张上留下浅浅的划痕。他没有感到悲伤——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心脏紧缩、呼吸困难、眼泪涌上的悲伤。那是一种更冰冷、更沉重的东西,像一块巨石压在胸腔,不是疼痛,是质量的压迫。

最后一次见母亲是六年前,中央车站。她攥着他的手,眼神里满是疲惫和绝望,说“这里太乱了”。他回答“我会回来整顿”。

他做到了承诺的前半部分:他回来了。但整顿还未开始,她可能就要离开。

计划必须提前。不是微调,是彻底重构。

他在脑海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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