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2章 春城谋（1/2）
与奉天城那被大火余烬和病榻喘息笼罩的沉郁冬夜截然不同，三月的昆明，已是满城春色。清晨的阳光穿过稀薄的云层，将金辉洒在五华山上，也洒在拓东路平整的柏油马路上。街道两旁，新栽的法国梧桐吐露出嫩绿的叶芽，晨起锻炼的市民、穿着整齐制服赶去上工的工人、以及背着帆布书包、三五成群的学生，汇成一股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洪流。空气里没有煤烟的呛鼻，只有淡淡的青草香和早点铺子里飘出的米线鲜汤味。
这里的一切，秩序井然，欣欣向荣，仿佛一个与那个动荡纷乱的时代隔绝开来的世外桃源。然而，在这片春意盎然的表象之下，是西南最高权力中枢高速运转的精密齿轮。
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
巨大的落地窗将整个昆明城的勃勃生机都框了进来。窗明几净，室内的陈设却简单得近乎朴素，唯有墙上那幅巨大的、标注着密密麻麻红色蓝色箭头的中华民国全图，以及占据了半面墙壁的书架上，那些关于矿产、水利、工业、军械的厚重卷宗，昭示着这里是决定着数千万人生计与西南未来的心脏。
林景云刚刚结束了一场关于宁夏至甘肃段勘探方案的晨会。他端起桌上的清茶，正准备审阅一份关于个旧锡矿增产的技术报告，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叩响了。
“进来。”
他的机要秘书，一名从讲武堂毕业、眼神沉静的年轻军官，迈着沉稳的步子走了进来。他双手捧着一个牛皮纸封套，封口处盖着鲜红的火漆印，上面“绝密”两个宋体字，透着一股不容小觑的份量。
“主席，”秘书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激动，“新疆‘黑鸦’小组，加急密电。”
林景云的目光瞬间从锡矿报告上移开，他放下了茶杯，那清脆的碰撞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他接过封套，手指感受着火漆印上尚存的余温，没有立刻拆开，而是先看了一眼信封背面的签收时间与中转记录。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这是他亲手建立的情报传递系统，精确、高效，如同一台冰冷的机器。
他撕开封口，抽出里面的电文。薄薄的几页纸，却重如千钧。他的视线在那些由密码转译过来的文字上逐行扫过，办公室里静得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微弱沙沙声。
电文的内容，如同春日里的一股暖流，精准地注入他这些年精心布局的每一个节点，让那些看似孤立的棋子，瞬间连成了一片气势磅礴的活棋。
第一部分，是关于新疆的政局。杨增新，这位在新疆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老督军，在经历了马福明叛乱的惊魂一刻后，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没有选择将权力交给那些背景深厚、心思各异的旧部，而是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将大权逐步移交给了自己的义女婿，原实业厅厅长杨应乾。杨增新自己则退居幕后，以其无人能及的威望与经验，为杨应乾这艘新船保驾护航。
杨应乾没有辜负这份沉甸甸的托付。他上任伊始，便以霹雳手段发起了对吏治的整肃。电文中提到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喀什地区一名叫巴依老爷的维族官员，依仗着自己与前清旧吏的裙带关系，勾结地方驻军，鱼肉乡里，强占土地，民怨沸腾了十几年都无人能动。杨应乾接到举报后，绕开地方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直接派遣省府直属的调查队，人赃并获。三天之内，就在喀什广场上召开了公审大会，当着数千百姓的面，宣判其罪，没收其全部不法家产，分发给受害的民众。一时间，整个南疆为之震动，百姓们奔走相告，私下里都称新来的杨主席为“杨青天”。
林景云的嘴角，不易察觉地向上牵动了一下。他要的，就是这样的破局者。一个没有太多历史包袱，敢于向旧势力动刀，并且懂得争取民心的实干家。
第二部分，军事革新。由韦芦笙一手带出来的教导营，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种子部队和军官摇篮。这支完全按照西南边防军操典和纪律条例打造的队伍，将“忠于国家、保卫边疆、各族平等”的信条，如同烙印一般刻在了每一个士兵的心里。更重要的是，云南兵工厂生产的一批，总计五千支“护国19式”步枪，连同配套的弹药和三棱刺刀，经重庆、西安、兰州……历时半年之久，艰难的悉数运抵迪化，完成了对新疆省防混成旅的全面换装。
电文生动地描述了上个月在天山脚下举行的一次多民族联合军事演习。当穿着统一的灰褐色军服，来自维、汉、哈、回等不同民族的士兵，在统一的国语口令下，整齐划一地完成刺杀、射击、投弹等科目时，前来观摩的各族部落头人、宗教领袖，甚至包括几名怀着别样心思的苏俄“顾问”，脸上的表情都从最初的漫不经心，变成了掩饰不住的震惊。尤其是最后的步炮协同演练，从云南运去的十二门七五山炮发出怒吼，精准的炮火将百米外的假想敌阵地炸成一片火海，随后步兵发起的冲锋，其军容之严整，气势之凶悍，彻底打消了某些势力蠢蠢欲动的心思。
林景云的目光在这段文字上停留了许久。枪，不仅仅是武器，更是一种意志的延伸。当新疆的士兵和西南的士兵，用着同样的步枪，喊着同样的口号，为了同一个国家而训练时，一种无形的纽带便已牢牢地将这片遥远的西陲之地与西南连接在了一起。
第三部分，实业与民生。这本就是杨应乾的老本行。他将自己在实业厅积累的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他大力扶持伊犁的薰衣草种植与精油提炼，南疆的棉花种植与纺织，以及北疆的皮革与毛纺加工业。这些产品，一部分通过传统的“新苏商路”销往中亚，换取工业设备和黄金；另一部分，则源源不断地通过新开辟的滇藏贸易通道，运往西南乃至全国市场。商路的打通，让新疆的经济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造血”能力。
另一方面，他在全疆范围内大规模兴修水利，尤其是修复和新建了数百条坎儿井，使得大片戈壁边缘的旱地变成了可以耕种的良田。从云南引进的高产抗旱玉米和土豆良种，也开始在各地推广。为了充实边疆，他颁布了极其优惠的政策，鼓励并接纳了数万名因战乱和饥荒从陕甘流落而来的难民，为他们提供土地、农具、种子和低息贷款。这些举措，看似寻常，却在潜移默化中，极大地稳固了新疆的社会根基，也优化了当地的人口结构。
最后，是关于民族政策。新政府废除了过去那种简单粗暴、以汉制夷或以夷制夷的旧策。杨应乾定期召开“库里台”式的各民族头人会议，真心实意地听取意见，解决矛盾。电文里提到，困扰伊犁地区哈萨克族各部落数十年的草场纠纷，就是在一次会议上，由政府出面，派遣专业的测绘人员，结合传统游牧路线与现代草场承载力计算，划定了清晰的轮牧界限，并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固定下来，各方皆心悦诚服。
一系列的惠政，让新疆各族民众，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政府”，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只知收税和摊派的衙门，而是真正在为他们的生计和未来着想的“自己人”。民心，这最无形也最坚固的基石，正在天山南北，被一点点地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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