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二卷裹脚布下的王朝（1/1）

一

我常想，这中国的地面下，埋着的尽是些怎样的骸骨？那些不曾载入史书的，那些在香奁绣阁中无声腐烂的，大约要占去大半罢。近来听得一种论调，竟将“三寸金莲”认作了什么“华夏正统”，甚而奉为“国粹”了。这实在令我悚然，也哑然。翻开史册，稍有些眼力便瞧得清楚：这以人骨为盆景，以残疾为风流的“雅事”，在汉唐盛世何曾有过半点踪迹？盛唐的女子，尚可着男装，驰骏马，那气象是何等阔大！便是到了宋明，士大夫间或有病态的癖好，朝廷何曾公然以此为准绳，逼得举国女子自戕肢体以媚人？真真是到了那“我大清”，这裹脚的把戏，才由一种可鄙的习气，陡然变成了制度化的、铺天盖地的枷锁，且套得那样理直气壮，那样“天经地义”。

我看这大清，便像是一个心虚的闯入者，占了主人的宅院，却日夜惧怕着主人的魂灵。它一面提着刀，厉声喝令男子们剃发，留起那油光水滑的辫子，说“留头不留发”；另一面呢，却又捡起旧屋里一件最肮脏、最破败、最能消磨人志气的玩意儿——那缠足的布条，温言软语地，甚而是鼓励怂恿地，递给了宅中的女子。他们说：“瞧，这是你们自家的‘美’，你们汉家女儿的风流，可得好好传承，莫要失了‘本分’。”好一个“本分”！这“本分”二字，真真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

于是，男子的头是剃了，心气大约也跟着那断发矮了半截；女子的脚是缠了，从此便也画地为牢，再不能昂首阔步地行走于天地之间。这一头一脚，大清便稳稳地坐定了江山。男人的志气，女人的生气，一并给收拾得服服帖帖。这真是古今中外，再也寻不出的“高明”统治术了！它不用全然毁掉你，它只消将你骨子里最健康、最蓬勃的东西悄悄阉割掉，再将那最腐朽、最畸形的部分精心培育起来，奉为你自家的“宝贝”。时日一久，你便忘了自己原本能跑能跳的模样，反倒对着那一双残废的“金莲”，生出无限怜爱与自豪来。这哪里是审美？这分明是奴性的养成，是亡国灭种之征兆的提前演练！

二

查考些故纸堆，便更触目惊心。这缠足之事，在清以前的朝廷，并非没有明眼人看出其害。明朝开国时，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氏，因出身平民，是一双天足，被民间尊称为“马大脚”。宫中曾有笑话，却也未见因此便大兴缠足之风。到了大清，气象便截然不同。顺治皇帝初年，曾象征性地下过禁缠之令，然而那禁令如同秋蝉的薄翼，一吹便破，旋即无声无息。到了康熙年间，又禁了一次，结果如何？结果是旗人女子中竟有偷偷效仿者，惹得皇帝大怒，严令禁止八旗女子缠足，违者严惩。你看，这心思便昭然若揭：这“美”的东西，只配给汉人女子“专享”，我八旗贵胄，是要骑马射箭，保江山永固的，沾染不得这“汉俗”的柔弱气。

然则，对汉人女子呢？大清朝廷的态度，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而那闭着的眼里，还透出些赞许的光来。朝廷虽不明文提倡，但整个社会的导向，却比任何法令都严酷十分。科举取士，那考官、那士大夫，谁不爱“莲步姗姗”？娶妻纳妾，谁不以“三寸金莲”为第一要义？《女儿经》之类的训诫，将“裹小脚”与“女德”死死捆在一起，仿佛一双天足，便是淫荡，便是野蛮，便是失了妇道。朝廷只需在背后，轻轻推一把这“风化”与“礼教”的磨盘，便有无数的“贞洁烈女”，为了这双被布条勒得畸形的小脚，或自戕，或守寡，演出无数血泪的惨剧，换来一座座冰冷的“贞节牌坊”。

这些牌坊，矗立在乡野路边，像什么呢？我看不像什么荣耀的旌表，倒像是一根根竖起的棺材钉，将活生生的女子，连同她们本该有的欢笑、奔跑与梦想，一同钉死在“名节”的十字架上。大清表彰她们，如同表彰一件精致的祭品。这表彰，比屠刀更阴冷，因为它是用“美德”的香料，来腌渍人的灵魂。这便让我想起历代的“吃人”宴席，到了大清，菜式愈发“精致”了。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肉体上的“易子而食”，而是发明了精神上的“烹心煮志”。让母亲流着泪，亲手将女儿的脚骨折断、裹紧；让少女忍着钻心的痛楚，只为换得一个“好婆家”的虚名；让整个民族，对着一种残酷的残疾顶礼膜拜——这宴席，吃得是何等“文雅”，何等“绵长”！

三

我曾见过一些裹脚的老妇人，她们坐在黄昏的门槛上，眼神浑浊地望着远方。你问她痛么？她只是茫然地摇头，或许早已忘了不痛的滋味。你问她美么？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或许会漾开一丝羞涩的、属于遥远少女时代的笑意。这便是最深的悲剧了：受害的人，早已将迫害者的标准，内化成了自己的信仰。她们用一生的残疾，去供奉一个别人强加给自己的“美”的幻影。而这幻影的制造者与最大的受益者，便是那个坐在紫禁城龙椅上的王朝，以及它所培育出的整个士大夫与乡绅的体系。

他们需要这样的女子：不能远行，便只能困于闺阁；不能劳作，便只能依附父夫；因残疾而显得“弱柳扶风”，正好满足他们病态的保护欲与占有欲；因痛苦而蹙眉的神态，被他们吟咏成“西子捧心”般的诗意。这哪里是爱“美”？分明是爱“弱”，爱“驯”，爱那绝对的控制与占有！他们将女子的脚弄残，如同将鹰隼的翅膀剪断，然后圈养在金丝笼中赏玩，还美其名曰“宠爱”。这“宠”字背后，是彻骨的凉薄与残忍。

更可怖的是，这种对身体的摧残，与对精神的禁锢，乃是一体之两面。一面是“裹脚布”，勒住女子的身体；另一面是“贞节牌坊”，压住女子的魂魄。大清的律法与礼教，在这两方面配合得天衣无缝。一个女子，从四五岁起，肉体便开始了漫长的刑期；及至长大，社会又用“烈女不嫁二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锁链，将她精神的活路也一并堵死。于是，无数的“节妇”、“烈女”便“制造”出来了。她们或是青年守寡，枯灯伴夜；或是遭遇凌辱，便悬梁投井以证“清白”。地方官将此作为政绩，上报朝廷，换来旌表，光耀门楣。一个人的鲜血与一生，就这样轻飘飘地，化作奏折上一行冰冷的楷书，化作牌坊上一块没有温度的石头。

这便是我所说“吃人”的又一种法子了。它不吃你的肉，却吸干你的血；它不立刻要你的命，却让你活着，像一具行走的标本，用以装点它那“礼仪之邦”的太平门面。大清用男子的辫子，标识了顺民的标识；又用女子的裹脚布与贞节牌坊，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罗网，将这“顺”字，牢牢刻进家族的肌体，遗传给后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那是儒生们的老调了。在大清，毁伤女子的身体，竟成了“孝道”（听从母命裹脚）与“妇德”的起点！这真是古今最大的讽刺与悖逆。

四

所以，今日若还有人捧着那臭气熏天的裹脚布，摇头晃脑地称之为“华夏正统”、“古代文化”，我必要痛斥之：这是认贼作父，是病入膏肓而不自知！华夏的正统审美，是《诗经》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活泼健康，是《洛神赋》里“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灵动自由，是汉唐陶俑与壁画中那些体态丰腴、神情自信的女子形象。那是一种生之喜悦，是生命力量的自然流露。何曾是以扭曲、残害、痛苦为代价的病态嗜好？

将这毒瘤的疯狂扩散，归功（实为归罪）于大清，绝非冤枉。正是这个外来的、骨子里充满不安全感与统治焦虑的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不惜以扼杀一个民族的活力为代价。它将前朝已有的一些沉渣泛起，用权力的手，将其搅拌、发酵，最终培育成弥漫整个社会的毒雾。它阉割了男子的精神（文字狱与此并行不悖），又残害了女子的身体。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整个社会便成了无声的、蹒跚的、内耗的活死人墓。待到西洋的坚船利炮一来，我们这才发现，国中不仅无可用之兵（男子多羸弱），亦无奋发之民气（精神已萎靡），甚至连能快步行走、以健康体魄养育后代的母亲，也寻不出多少了。这亡国之祸根，岂是一朝一夕所种？这裹脚布，便是那根须之一，深入膏肓，吸尽了民族的精血。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我知道，这裹脚布裹住的，从来不是美，而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耻辱与伤痛。它是一道枷锁，锁住了半数同胞的脚；它是一剂麻药，麻痹了整个民族对健康、力量和自由的渴望。那些牌坊与“金莲”，早该和那根辫子一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我们纪念它们，只为警醒：看，这便是做了奴隶而不自知，甚至以奴隶的印记为美的时代！这便是将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引向摧残自身、戕害妇孺的邪路上去的王朝！

今日之青年，倘若有谁还对那散发着脓血与腐朽气息的“传统”抱有幻想，不妨去博物馆，看看那小小的“弓鞋”，再想想它背后曾有多少撕心裂肺的夜哭，有多少被断送的人生与可能。然后，昂起我们未曾被刺去的头颅，迈开我们天足的步伐，走向那广阔而光明的所在去罢。

这，才是挣脱了裹脚布与辫子的，真正的、新生的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