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被调查的名字（2/2）

家属的哀怨和法律的冷静并行，给了他一种双重挤压。每天都有新的材料需要他去配合提交，他在文件箱里来回翻找，一次次地复写着答辩，试图把“如果”“可能”“应急”这些词变成可以支撑的证据。每当夜深人静，他会翻开那张早已卷角的便签，看着上面字迹稍显褪色的“记住工艺，记住人”，像是寻找一个不被舆论污染的真理。

但现实并不允许他只靠一张便签自证清白。媒体把他的沉默解读为逃避，把他的疲惫解读为心虚。有人到车间找工人做现场证言，摄像机对着老白、老王，他们表情复杂：既有对故去同伴的悲伤，也有对管理的怨怼。老白在镜头前斟酌了很久，最后只是说了句：“人都走了，话也说不回来了。”声音低沉，却有重量。

在朋友圈里，一个曾经支持他的买家发来信息，语气冷淡：“我们暂停合作，等调查结果。希望你们能妥善处理。”那句“希望”像是一把叉子，分出一种冷静的距离。更刺痛的是，一些曾在直播里喊着“支持”的粉丝开始在评论区呼吁退货、退款，把他的品牌与“剥削”一词联系在一起。这些风向像刀片，刮掉了他多年用心经营的外壳。

他有时会想，如果当初更早解决仓库的维护，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到这一步？但他也知道企业运作里不止他一个人，责任在形形色色的人手中分散——有的岗位上的人习惯了程序性的敷衍，有的合同早已被“效率”二字绑住了手脚。责任链并不简单，而公众的视线却要求一个清晰的名字。于是，他们把名字念成他的，像念一个需要祭祀的对象。

夜晚常常很长，电话从未停息。法务让他不要在未核实前随意回应媒体。警察让他配合调查，不要销毁任何文件。基金在邮件里催他召集董事会做出回应。家属希望公司快点把赔偿落实，避免更多债务压到他们头上。社交媒体上，有人发起要他下台的呼声，声音越来越多，像北风一样在他耳边呼啸。

他坐在办公室的灯光下，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一排排数据在跳动，像某种严苛的时钟。他知道法律会有程序，有取证、审计和判定，而舆论没有规则，只有速度和情绪。被舆论裁定的速度，远比法律裁判来的快。曾经的光环在几个夜晚之间被剥得只剩名字，他的名字在头条下方成了一个被讨论的标签，被不同的评论分解成各种可能的罪名。

有一天清晨，他接到老白的电话，声音哽咽：“刘总，老魏孩子来找我，要饭钱，学校要交学费……”电话那端的纸张翻动声让人听出家庭的窘迫。长河一听就动了，嘴里答应着要处理，却又意识到手里能动的资源已经被外界紧盯着，任何动作都要有证据和手续，否则下一步就会变成别人口中的“救济的借口”。

他开始亲自整理一份救助清单，把资金流向、受益人、金额和时间节点一项项记录成案。每一笔都要落到实处，每一个签名都要留在记录里。他知道，透明在现在这个局面里，不仅是自救，更是对那些看他的人做出的回应。他也知道，这样做并不能马上换回公众的信任，但至少可以在最基础上把责任扛起来。

然而，纸上的承诺和现实的公布并不能阻止网民的键盘声。一次直播里，一个主持人直接在镜头前质问他：“刘总，你说的话以前很打动人。现在一个工人死了，你怎么对得起那张便签？”摄像机对准他，光线把他脸上的褶皱拉出一道道裂纹。他的回答被剪成短片，被放在别的标题下，配以愤怒的弹幕。有人严词谴责他不真诚，也有人更冷静地分析企业管理的结构性问题，但终归声音里少不了指责。

夜更深时，他一个人走到旧仓库的废墟边，那里已被封锁，警示带上挂着斑驳的雨点。他摸着那堆碎石，手指边缘被砂砾划出细微的伤，疼。废墟里有一截未断的木梁，焦黑，像一段被压碎的记忆。他想起老魏碰到困难还会咧嘴笑的样子，想起工人们在车间里相互调侃的生活片段。那一个个具体的人，比任何头条都真实，也更残酷。

有时，他会在夜里问自己：这场风暴之后，自己还能不能回到车间，听那台砂光机低低嗡鸣，看工人的侧脸？或者，他会像一种被社会裁剪后的角色，被界定为某种符号？当责任的舆论来临，人们很少再看那些复杂的过程，他们更愿意用单一的道德判断来收束一切。

警方的进一步调查渐渐把焦点从“事故自然原因”转到“管理责任”，从文件到签字，从签字到谁有签名权。法律的网在慢慢缩紧，公众的指责也在继续发酵。他的名字被一遍又一遍念出，各种“如果”“为什么”在空中盘旋，像挥之不去的阴影。

他知道接下来的每一步都要谨慎：要把救助款落实，要配合调查，要向公众解释，要在法律上把公司的合同链整理清楚。可这些都必须在一个被舆论放大的镜面下完成。任何一次迟疑、任何一个措辞不当，都会被当成恶意的证据，被另一部分人作为攻击的口实。

夜深了，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张便签的残角，字迹已有些模糊。便签是过去的誓言，现在却像被光照得脆弱的残片。他把便签摊开，指尖在字上轻轻划过，像在寻找曾经的自己。

外面的世界对他有太多期待，也有太多急切的指责。他深吸一口气，像要把所有碎片聚合在胸口，站起身来，把那本厚厚的账簿和救助清单又翻了一遍。窗外的天灰沉沉，像压着城市的手。他知道，名字会被判定，会被调查，会被审判，但他更知道，有些东西不能只靠舆论来定义——那是血，是责任，是在夜里替别人抱起尸体的双手。

门外，手机又响起一串未接，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他没接。之前的每一次接听，都让他面临新的问题，新的解释。而现在，他学会了在喧嚣里沉默，学会了在被指责时把行动放在先处。舆论里有审判，但现实里还有人要活着。今晚他要把还未给出的一些答案写到合同和记录里，然后交到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手中。

他在桌前坐下，开始将救助清单中的第一批款项逐一标注出账时间，签字人和监督小组的成员。每一笔的名字都要对得上，金额也要有凭据。他把那张便签放在最上面，像是一个静默的证人，然后在记录旁边写下一个日期。他知道，这些纸或许不能抵住舆论的刀，但至少可以在法律和人心之间，搭起一段可以触碰的桥。

窗外，天边有一条薄薄的亮线，像是要把夜拉去远方。他起身，走到窗边，看着这座城市在被查问、被审视的日子里仍旧运转。人声、车声、远处某处的工地灯光，混成一片生活的底色。他把手按在那张便签上，像在对自己说话，也像在对那些还在等待的家庭说话：我在，事情会有人管，但我也要让事实经得起检验。

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法律会怎样判定，舆论会怎样喘息，但他知道，从今以后，他的名字已经和很多人的命运连在一起，无法单独回到过去独自温暖的工坊角落。他把窗户拉开一条缝，冷风钻进来，吹动便签的边角，像一只手在翻页。

门外的世界还在问，而他，必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