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 北上的列车（1/2）

1984年10月28日清晨，深圳火车站

月台上人流如织，绿皮火车喷吐着白色的蒸汽，广播里女声用粤语和普通话交替播报着车次。

沈知秋站在开往北京的T16次特快列车前，身边是林薇薇和顾怀远。

“真的不用我陪你去？”顾怀远第三次问。

沈知秋笑着摇头：“这次是正式会议，代表名单早就报上去了。你去了也只能住酒店等着，不如留在深圳盯项目。”

“那至少让我送你去机场啊。”林薇薇插话，“坐火车要两天一夜呢。”

“我想看看沿途的风景。”沈知秋望向北方，“从深圳到北京，两千多公里，穿越大半个中国。我想亲眼看看，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的变化。”

汽笛长鸣，列车即将启动。

沈知秋接过顾怀远手中的行李箱——一个简单的黑色皮箱，里面除了换洗衣物，就是厚厚的会议材料和项目文件。

“到了北京记得打电话。”顾怀远叮嘱。

“每天都会打。”沈知秋承诺。

她依次拥抱两人，转身上车。

硬卧车厢里，乘客们忙着安置行李。沈知秋的车票是下铺，靠窗。她放好行李，在窗边坐下。

列车缓缓启动，深圳的高楼渐渐后退，视野里出现了农田、村庄、远山。

沈知秋拿出笔记本，开始记录：

“1984年10月28日，北上列车。离开深圳时，工地塔吊如林；半小时后，窗外已是田园风光。改革开放的梯度差异，在空间上清晰可见……”

“同志，这里有人吗？”一个声音打断她的思绪。

抬头，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穿着灰色中山装，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他指着沈知秋对面的下铺。

“没人，您请坐。”沈知秋微笑。

男人放好行李，主动伸出手：“李建国，上海交通大学的，去北京开会。”

“沈知秋，深圳的企业代表，也是去开会。”沈知秋与他握手。

“企业代表？”李建国打量她，“这么年轻，做什么行业的？”

“电子、零售，最近也在参与一些基建项目。”

两人聊起来。李建国是土木工程教授，这次去北京参加“全国高速公路建设技术研讨会”。听说沈知秋的转型基金要参与广深高速项目，他顿时来了兴趣。

“你们有香港的资金和管理经验，这是优势。但内地的地质条件、气候环境、施工标准都和香港不同，需要适应。”李建国很专业，“比如广东的软土地基处理，香港经验就不完全适用。”

沈知秋认真听着，不时提问。这些技术细节，正是她需要了解的。

谈话间，另外两位乘客也加入了——一位是广州外贸局的干部，一位是佛山陶瓷厂的厂长。四个人，四个领域，却都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话题自然而然转到国家发展。

“我们厂去年引进了一条意大利生产线，生产抛光砖。”陶瓷厂长说，“产品出来，香港客商抢着要，说质量比台湾的还好。但国内市场反而打不开——老百姓还觉得水泥地就够了，谁铺瓷砖啊？”

“所以要培育市场。”外贸局干部接话，“我这次去北京，就是要汇报出口转内销的试点情况。国家不能永远依赖出口，内需才是根本。”

李建国推推眼镜：“基础设施也是内需。高速公路建起来，物流成本降下来，商品流通就快了。你们佛山的瓷砖，要是能便宜快捷地运到全国，还怕没市场？”

沈知秋静静听着，忽然插话：“但基础设施投资巨大，钱从哪里来？全靠国家财政，压力太大。”

三人看向她。

“沈同志有什么高见？”李建国问。

“吸引社会资本，包括外资。”沈知秋说，“我参与的转型基金，就是香港资本进入内地基建的尝试。但需要政策配套——比如，如何保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

这个问题很实际，四个人讨论起来。

列车穿过粤北山区，窗外是连绵的丘陵。偶尔能看到山间的小村，土墙上刷着白色标语：“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

时代的气息，弥漫在每一寸土地上。

夜晚，列车在湖南境内奔驰

卧铺车厢熄灯了，沈知秋躺在铺位上，却睡不着。

对面下铺的李建国也醒着，小声说：“沈同志，你今天提的问题，其实我们学术界也在讨论。有一种观点叫‘BOT’——建设、运营、转让。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运营一段时间收回成本并获得利润，然后移交给政府。”

沈知秋心中一动。BOT模式，前世在九十年代后期才引入中国，现在就有了讨论？

“这个模式好。”她说，“既解决了资金问题，又保证了项目的长期公益性。”

“但操作起来很难。”李建国叹气，“法律不健全，合同执行难，政府信用问题……不过，总得有人先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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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两人都沉默了。

沈知秋望着窗外掠过的点点灯火，每一盏灯下，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

而她要做的事，就是让更多的灯亮起来，让更多的路通起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追求更好的生活。

第二天下午，列车进入华北平原

田野一望无际，冬小麦已经出苗，绿茸茸铺向天边。偶尔能看到拖拉机在耕作，蓝色的车身在绿色背景中格外醒目。

“那是东方红拖拉机。”李建国指着窗外，“洛阳产的，咱们自己的农机。”

语气里透着自豪。

沈知秋也感到自豪。这就是工业化的力量，一个农业大国正在向工业国转型。

列车广播响起：“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北京站，请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

北京到了。

沈知秋拎着行李箱站在月台上，初冬的北风扑面而来，带着干燥的寒意。

站台上人流汹涌，各地的口音混杂在一起。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拎着公文包的干部，穿着西装的外商，还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1984年的北京，已经开始国际化。

“沈同志！”李建国挤过来，“这是我的名片。你们广深高速项目如果遇到技术问题，可以找我。我们交大有个软土地基处理实验室，也许能帮忙。”

“谢谢李教授。”沈知秋郑重接过名片，“等项目启动，一定请教。”

两人在出站口分别。

沈知秋坐上来接站的专车——是统战部安排的，一辆黑色的上海牌轿车。

车子驶过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在暮色中庄严雄伟，人民英雄纪念碑高耸入云。广场上有很多人，拍照的、散步的、放风筝的。

“变化真大。”司机是个老北京，主动搭话，“前几年街上还没这么多车，现在都堵上了。您看那些高楼，都是这两年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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