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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省城见闻与商机确认(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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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地行进着,车厢里混杂着各种气味和声音。沈知秋和沈建军在过道里站了两个小时后,那位妇女主动让出了座位。

“谢谢你们,孩子醒了,我能抱着他站一会儿。”妇女感激地说。

沈知秋没有推辞,她确实累了。这个年代的火车硬座,对体力是极大的考验。

她坐下来,从挎包里掏出笔记本和笔,开始记录沿途见闻。

“知秋,你写什么呢?”沈建军凑过来看。

“记一下观察到的情况。”沈知秋笔尖不停,“你看,车厢里这么多人,但穿新棉袄的不到三分之一。大多数人穿的都是打补丁的旧衣服,说明普遍不富裕。”

沈建军环视四周,果然如此。

“还有,”沈知秋压低声音,“我注意到至少五个人戴着围巾,但都是旧的,颜色发灰,有的还破了边。这说明围巾是必需品,但人们舍不得换新的。”

“那咱们的围巾能卖出去?”沈建军眼睛亮了。

“能。”沈知秋肯定地说,“但关键是要找准定位。咱们不能进太贵的货,大多数人消费不起。要进那种价格适中、质量不错、颜色鲜亮的。”

火车继续前行,中午时分,乘务员推着小车卖盒饭。

“盒饭,两毛一份,不要粮票!”

沈建军舔了舔嘴唇,但没敢说要买。两毛钱太贵了,够买四个馒头了。

沈知秋却掏出四毛钱:“两份。”

“知秋,咱有干粮......”

“二哥,该花的钱得花。”沈知秋接过盒饭,递给沈建军一份,“咱们是来做生意的,不是来受罪的。吃饱了才有力气跑市场。”

盒饭很简单:一勺白菜,几片肥肉,二两米饭。但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火车上的奢侈餐。

沈建军吃得狼吞虎咽,沈知秋却吃得慢条斯理,一边吃一边观察周围乘客的反应。

斜对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穿着灰色中山装,看起来像干部。他也要了一份盒饭,但只吃了半份就收起来了,从包里掏出个铝饭盒,里面是冰冷的窝头。

“同志,您怎么不吃完?”沈建军好奇地问。

中年男人苦笑:“省着点,家里孩子多。”

“您是去省城出差?”

“嗯,去开会。”男人推了推眼镜,“你们呢?看你们不像常出门的。”

沈知秋接过话头:“我们是去省城探亲,顺便看看有什么能带回去的。听说省城东西多,我们乡下缺这缺那的。”

男人点点头:“省城确实东西多,但也要票。不过......如果去小商品市场,有些东西不要票,就是贵点。”

沈知秋心中一动:“小商品市场?在哪儿?”

“火车站往东走两条街,有个自发形成的市场,老百姓都叫它‘自由市场’。那里什么都有,就是价格......”男人压低声音,“比国营商店贵三分之一到一半。”

“那有人管吗?”

“睁只眼闭只眼吧。现在政策松动了,只要不太过分,一般没人管。”

沈知秋谢过男人,在本子上记下“火车站东,自由市场”。

下午两点,火车终于抵达省城。

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沈建军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省城的火车站比县城的大十倍不止,广场上人来人往,有穿着制服的公安,有挑着担子的小贩,有扛着大包小包的旅客。远处的楼房虽然不高,但鳞次栉比,街上偶尔有公交车驶过。

“好......好多人。”沈建军喃喃道。

沈知秋却很平静。前世的她见过比这繁华百倍的景象,但在这个年代,省城确实已经是普通人能接触到的“大都市”了。

“二哥,咱们先找住的地方。”

按照郑局长给的地址,兄妹俩找到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国营旅社。旅社是一栋三层小楼,外墙刷着石灰,已经斑驳脱落。

前台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正织着毛衣。

“同志,住店。”沈知秋递上介绍信。

妇女瞥了一眼介绍信,又打量了兄妹俩:“住几天?几个人?”

“两个人,住两晚。有大通铺吗?”

“有,五毛一晚一个人,八人间。”妇女说,“不过现在只剩女间有空位,男间满了。”

沈建军急了:“那怎么办?我们兄妹......”

“要不你们去别处看看?”妇女头也不抬。

沈知秋想了想:“同志,能通融一下吗?我哥睡过道也行,我们付钱。”

妇女停下织毛衣的手,看了看他们:“看你们是老实人,这样吧,女间还有两个铺位,你们要是不介意,就都住女间。不过晚上可能有别的女客,你哥得注意点。”

“谢谢同志!”沈知秋连忙道谢。

办完入住手续,兄妹俩把行李放到三楼的女间。房间不大,放着四张上下铺,已经住了三个人。靠窗的下铺是个老太太,正在整理东西;上铺是个年轻姑娘,在看杂志;还有一个中年妇女在补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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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军尴尬得脸通红,但也没办法。

“二哥,咱们把东西放好就出去,晚上回来晚点,尽量不打扰别人。”沈知秋低声说。

放好行李,兄妹俩立刻出发去自由市场。

按照火车上那个男人的指点,他们往东走了两条街,果然看到了一条热闹的巷子。

巷子不宽,两边摆满了摊位。卖什么的都有:衣服鞋帽、锅碗瓢盆、针头线脑、山货土产......人来人往,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沈知秋深吸一口气,开始工作。

她先不急着问价,而是像个普通顾客一样慢慢逛,观察哪些摊位人多,哪些商品畅销,哪些摊主会做生意。

沈建军跟在她身后,眼睛都不够用了。

“知秋,你看那围巾!”他指着不远处一个摊位。

那摊位上挂着十几条围巾,颜色鲜艳,有红色、粉色、黄色、蓝色,在灰扑扑的冬天里格外醒目。摊位前围着五六个年轻姑娘,正挑挑选选。

沈知秋走过去,站在人群外观察。

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蓝色棉袄,说话快得像炒豆子:“这批围巾是上海货,正宗拉毛工艺,柔软不掉毛。你们摸摸,这手感!”

一个姑娘拿起一条红围巾在脖子上比划:“多少钱?”

“两块五,不要票。”

“太贵了!供销社才卖一块八。”

“供销社有货吗?”女摊主嗤笑,“你去看看,供销社的围巾柜台都空半个月了。我这是上海来的,路费贵着呢!”

姑娘犹豫着,最终还是掏钱买了。

沈知秋默默记下:上海拉毛围巾,零售价两块五,畅销。

她又逛了几个卖围巾手套的摊位,发现价格都在两块到三块之间,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摊主明确说是上海货,有的含糊其辞,但都卖得不错。

一个小时后,沈知秋对市场情况有了基本了解。

“二哥,咱们分头行动。”她说,“你去打听批发价,假装要进货,问那些摊主如果多买能不能便宜。我去找货源,看这些货是从哪儿来的。”

“怎么打听?”

沈知秋教他:“你就说你是县供销社的采购员,想进一批围巾回去试卖。问他们有没有稳定货源,价格多少,能不能送货。”

沈建军有些紧张:“人家能信吗?”

“做生意的人,只要有钱赚,不会管你身份真假。”沈知秋拍拍他的肩,“去吧,记好价格和条件。”

兄妹俩分头行动。

沈知秋没有直接问摊主,而是观察那些来送货的人。她发现,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蹬三轮车的人拉着大包小包来到市场,把货分发给各个摊位。

她跟着一个送货的人走出市场,那人蹬着三轮车拐进了一条小巷。

巷子里有几间平房,门口堆着麻袋。沈知秋看到,那人从一间平房里又搬出几包货,装上车,然后蹬走了。

她走近那间平房,门虚掩着,能听到里面有人说话。

“......这批货质量不行,掉毛太厉害,不好卖。”

“将就着吧,现在啥货都紧俏,能拿到就不错了。”

“老王那边有新消息吗?上海那边还能发多少?”

“难,车皮紧张,这批还是托关系才弄到的......”

沈知秋听了一会儿,大致明白了:这里是批发点,货源来自上海,但供应不稳定。

她敲了敲门。

“谁啊?”里面传来警惕的声音。

“买货的。”

门开了条缝,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探出头,打量着她:“你找谁?”

“我听说这里有围巾批发,想看看货。”沈知秋镇定地说。

男人皱眉:“我们不做零售。”

“我不零售,我进货。”沈知秋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如果能看上货,今天就能拿。”

看到钱,男人态度缓和了些:“进来吧。”

屋里堆满了麻袋,角落里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除了开门的男人,还有一个年轻些的在整理货物。

“你要什么货?”男人问。

“围巾,拉毛的,颜色鲜艳的。”

男人从一个麻袋里掏出几条围巾,扔在桌上:“看看,都是上海来的。”

沈知秋拿起围巾仔细检查。质地确实比集市上卖的一些货好,但也不是顶好的。她摸了摸,又对着光看织法。

“什么价?”

“批发价一块八,五十条起批。”

沈知秋心里快速计算:零售卖两块五,批发一块八,毛利七毛。但如果拿到县城,零售可以卖两块二,毛利四毛。如果量大,还能再压价。

“如果我要一百条呢?”

男人眼睛一亮:“一块七。不过你得现钱。”

“货在哪?我要看大货。”

男人指了指墙角的麻袋:“都在那儿,你自己看。”

沈知秋走过去,随机从几个麻袋里各抽出一条围巾检查。质量基本一致,没有以次充好的情况。

“还有别的颜色吗?现在这些太艳了,中老年可能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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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素色的。”男人从另一个麻袋里拿出几条灰色、藏蓝色的围巾,“这些一块六。”

沈知秋心里有数了。她不动声色地说:“我考虑考虑,明天再来。”

“行,不过货不等人,这几天走得快。”

从批发点出来,沈知秋又去了几家类似的点,摸清了大致行情:上海拉毛围巾批发价在一块六到一块八之间,颜色鲜艳的贵,素色的便宜。手套的批发价在八毛到一块二之间,看材质和工艺。

傍晚,她和沈建军在旅社会合。

“知秋,我打听了一圈!”沈建军兴奋地翻开笔记本,“问了好几个摊主,都说如果一次拿五十条以上,能给到一块七。有一个说如果拿两百条,能一块六毛五。”

沈知秋点点头,跟自己了解的情况差不多。

“我还打听到一个重要消息。”沈建军压低声音,“有个摊主说,后天会有一批新货到,是从广州来的,比上海货还好,但要贵点。”

广州货?沈知秋心中一动。

1978年,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确实有很多新鲜玩意儿进入内地。如果真是广州货,可能款式更新颖,更受欢迎。

“他还说什么了?”

“说这批货里有种‘晴纶围巾’,轻便保暖,颜色特别鲜亮,还不容易起球。”沈建军说,“不过批发价可能要两块。”

两块?沈知秋皱眉。这个价格太高了,拿到县城不好卖。

但转念一想,也许可以少量进一些,作为高端货试试水。

“明天咱们再去市场,重点看看手套。”沈知秋说,“围巾有了,手套也不能少。”

晚饭是在旅社附近的小吃店解决的。两碗阳春面,一毛五一碗,清汤寡水,但热乎。

吃饭时,沈建军忍不住问:“知秋,咱们到底进多少货?带了一百块,全进围巾的话,能进五六十条。进手套能进一百多副。”

沈知秋没有立即回答。她在心里盘算着各种可能性。

前世她记得,1978年冬到1979年春,保暖用品一直紧俏。但如果全进围巾,风险太大。万一县城人不认这种“时髦”围巾呢?

“咱们搭配着进。”她最终决定,“围巾进三十条,十五条鲜艳的,十五条素色的。手套进五十副,二十五副棉线的,二十五副劳保的。剩下的钱进点别的。”

“别的?进什么?”

沈知秋想起白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小玩意儿:发卡、头绳、袜子、手帕......这些虽然单价低,但需求量大,不占地方,好携带。

“小商品。女同志喜欢的小东西。”

沈建军似懂非懂,但他相信妹妹的判断。

吃完饭,兄妹俩回到旅社。同屋的人都已经睡了,他们轻手轻脚地洗漱,爬上各自的铺位。

沈建军很快就睡着了,奔波一天,他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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