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1章 对异族不能有丝毫幻想一定要赶尽杀绝（2/2）

嬴政微微颔首：“朕坑降卒，为杜后患，且有其特定之敌。如此不分兵民、不分老幼、屠戮已降之城，朕不为也。治国需威，亦需抚。传令史官，录此事。后世若有将领欲效此等绝户之计，当引此为戒，言其弊远大于利。我秦军军纪，亦需再申，破城之后，不得妄杀已服之民，违者重处。”

汉，未央宫。

汉武帝刘彻面沉如水，手指紧紧捏着酒杯，杯中酒液早已冰凉。卫青、霍去病、主父偃等人皆神色严峻。

“好一个‘屠城斩墙’！” 刘彻的声音冰冷，“这阿济格、多尔衮，是要把山西北边变成鬼域吗？姜镶反复，其部将献城，按理，惩首恶，协从或可宽宥，以安人心。他们倒好，连投降的兵民，乃至受保护的降将家眷，都难逃屠刀。这不是打仗，这是灭种。”

卫青肃然道：“陛下，此举恐非纯为泄愤。清以数十万之众入关，统御亿万汉民，其心自危。大同扼塞北咽喉，姜镶举事，十一城响应，震动其后方。彼以极端屠戮示之，意在震慑所有潜在反复者，尤其警告北方汉官汉将。此乃以恐怖求稳定，虽残暴，于其当时处境，或为一种策略。”

霍去病年轻，血气方刚，怒道：“策略？此乃禽兽之行！大丈夫征战沙场，马革裹尸，死得其所。屠戮妇孺，焚毁家园，算什么本事？若匈奴如此待我边民，我必十倍还之！这清廷，行事与夷狄何异？”

主父偃沉吟道：“去病将军所言，是正气。然卫大将军所析，是现实。清廷此举，短期或收震慑之效，使后来者不敢轻易叛降。然长远视之，此等暴行刻于汉民记忆之中，‘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今又添‘大同之屠’，血海深仇，世代累积。纵使其后推行剃发易服，开科取士，此等伤痕亦难弥合。民族隔阂，恐深植骨髓。其统治之基，始终立于寒冰之上。”

刘彻将杯中冷酒一饮而尽，长长吐出一口寒气：“以杀止叛，终非正道。民心如流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杀得一时胆寒，杀不尽千古恨意。我大汉对四方之用兵，亦需谨记。可破其军，可俘其王，然对已服之民，当施以教化怀柔，方为帝国久远之计。传旨，将此事载入宫内秘录，朕要后世子孙为将为君者，皆知屠城之害，远甚于一时之敌。”

唐，贞观朝。

李世民与群臣默然无语，殿中气氛沉重得令人窒息。他们刚刚经历（或即将经历）战乱，深知战争之苦，但如天幕所示之惨状，仍超乎想象。

魏征眼眶微红，声音沙哑：“陛下……惨不忍睹，惨不忍睹啊！纵是隋末乱世，群雄逐鹿，亦少有如此……如此灭绝人性之屠戮。攻城拔寨，各为其主，士卒战死，犹有可说。此等屠城，杀降、杀民、焚屋、毁城……与禽兽何异？这清廷，口称承天受命，行事却如修罗降世！”

房玄龄长叹：“玄成之痛，亦是臣等之痛。观此事变，姜镶反复，固有取死之道。然清军处置，实在酷烈过甚。屠大同，可曰震慑；屠汾州、运城，波及无辜，已是丧心病狂。其后毁城迁民，更显其以暴力维系统治之心虚与残暴。如此行事，虽得地，实失人心。晋北元气，恐数十年难以恢复。”

杜如晦道：“更可虑者，是此例一开。后世武人，或有效仿，以屠城为快捷之法。则华夏大地，每逢朝代更迭、外族入侵，百姓苦难将深重何止十倍？我大唐立国，陛下屡次下诏，约束军纪，禁绝妄杀。破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皆未行此绝户之计。此乃仁政，亦是远见。”

李世民神色沉痛，缓缓道：“朕尝闻，‘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屠城’二字，实为兵家之下下策，亦为仁君所不取。天幕所示，非止清廷之暴，亦见乱世百姓之如草芥。朕心实恻然。传朕旨意：将此事详载于史馆，令后世领兵将帅皆需阅之。重申大唐军律，凡克城寨，不得妄杀降卒，不得侵害百姓，违者以军法严惩，主将同罪。另，着户部、工部，核查北边州县，若有因战乱荒芜之地，当设法招徕流民，给予牛种，助其复业。朕不愿见大唐境内，有‘大同’之荒，‘汾州’之墟。”

长孙皇后亦轻声道：“陛下仁心，天下幸甚。那天幕最后所示，数年后大同仍是狐狼出没之墟，朝廷不得不移民实边。可见暴虐之后，遗患无穷，最终仍需朝廷耗力弥补。何如初时便留有余地？”

李世民点头称是，眼中对那“清廷”的观感，已降至极低点。

宋，汴梁。

宋太祖赵匡胤脸色铁青，拳头紧握。他出身军旅，深知五代乱世武夫跋扈、视人命如草芥的情状，但如天幕这般有组织、大规模、且针对已降城市的屠戮，仍让他感到强烈的厌恶与警惕。

“异族……果然是异族！”赵匡胤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行事毫无华夏礼义廉耻！姜镶反复，固可恨，然城中百姓何辜？降卒何辜？屠城不说，连有功降将家属都不能保全，言而无信，残暴至此！如此朝廷，焉能长久？”

赵普神色凝重：“陛下，此乃夷狄入主中原后，心怀恐惧，故行此恐怖威慑之策。其意在使汉民畏威而不怀德。然正如汉武时主父偃所言，此等仇恨，世代难消。观其屠杀之后，土地荒芜，官府反需移民，可见纯以暴力统治，终是事倍功半，遗祸深远。”

赵匡义（光义）也道：“皇兄，我大宋以仁立国，尤须禁绝此类暴行。军队纪律，必须严明。对已归顺之地，当以抚恤为主，使其安居，方为根本。若效清廷所为，则边地永无宁日，财政亦不堪移民实边之重负。”

赵匡胤重重一拍御案：“传旨！殿前司、侍卫亲军马步军司，严申纪律，颁行《行军约束》。凡我将士，克复城寨，不得擅杀降兵，不得劫掠百姓，不得焚毁民居，违者主将以下皆斩！此令刻石传谕各军！另，着史馆详录天幕此事，以为后世戒！我赵宋天下，绝不容‘大同之屠’再现！”

他心中亦凛然，更加坚定了“杯酒释兵权”、扭转武人跋扈之风、强化中央控驭军队的决心。如此惨剧，绝不能在自家境内上演。

明，南京（应天府）。

朱元璋的反应最为激烈，也最为复杂。他亲眼见过元末乱世生灵涂炭，对异族统治有切肤之痛，对抵抗者抱有同情，但同时也对背叛、反复深恶痛绝。

“姜镶这厮，先降清，又叛清，首鼠两端，死不足惜！”朱元璋先骂了一句，但随即声音转为极度的愤怒，“可这鞑子清廷，更是猪狗不如！屠城！屠城啊！连几个月大的娃娃都不放过？连投降的人都杀？还毁城？他们是想绝了我汉人的种吗？！”

马皇后也是面带悲戚：“重八，那场景……实在太惨了。大同、汾州，那得是多少条人命啊？就算有罪，又何至于此？”

朱标脸色发白，颤声道：“父皇，此等暴行，闻所未闻。清廷如此作为，岂不怕天谴？”

“天谴？”朱元璋狞笑一声，“他们要是怕天谴，就不会入关来抢咱汉人的江山了！标儿，你记住，这就是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对我们汉人，是当牲口、当草芥看的！咱为啥要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就是不能让咱的子孙后代，有一天也被这样像猪羊一样宰杀！”

他激动地来回走动：“看见没？这就是教训！对鞑子，不能有丝毫幻想！要么把他们赶尽杀绝，赶回老家去！要么就得时刻提防，绝不能让他们掌权！咱大明，北边必须守住！军队必须能打！还有，对那些投降鞑子、又反复无常的武将，也得小心！不过……” 他语气稍顿，看了一眼天幕，“这姜镶，最后也算死得壮烈，没跪着死。比那些剃了头、老老实实当奴才的，强点。”

朱棣（此时为燕王）眼中闪烁着寒光，沉声道：“父皇，清廷此策，乃是以屠杀震慑人心，稳固其征服之地。然其副作用极大，必然激起更猛烈反抗。我大明若将来与类似强敌周旋，一方面需严守军纪，不为这等残暴之事；另一方面，也可利用对方此类暴行，激励我方军民，同仇敌忾，死战到底。”

朱元璋看了朱棣一眼，点点头：“老四说得在理。打仗要狠，但要对敌人狠，不能对自己未来的百姓狠（指已征服地区的民众）。屠城是蠢法子，结死仇，断财路，坏名声。咱大明军队，以后谁敢屠戮已降城池百姓，咱剥了他的皮！还有，史官呢？给咱把今天天幕看的，原原本本记下来！让后世子孙都知道，鞑子是什么东西！也知道，该怎么对待降顺之民！”

清，紫禁城（此时为顺治六年之后不久，假设福临已亲政或即将亲政）。

此间的气氛，是天崩地裂般的死寂与恐慌。尤其是对年轻的顺治皇帝福临而言，天幕所展示的，正是刚刚发生在自己统治下的、由自家叔父（多尔衮已死，但阿济格等仍在）执行的惨剧。那份血腥与残酷，第一次如此直观地呈现在他和满朝王公大臣面前。

福临的脸色惨白如纸，身体微微颤抖。他并非不知大同之事，但奏报上的“尽行诛戮”、“人民不存”等字眼，远不如天幕画面来得冲击灵魂。那堆积如山的尸体，那焚城的烈焰，那妇孺的惨叫，还有事后荒野的凄凉……都像重锤砸在他的心头。

殿下，满汉大臣跪倒一片，鸦雀无声。满洲亲王贝勒们，如阿济格（若在场）、博洛、满达海等人，或脸色铁青，或低头不语。汉臣如范文程、洪承畴等，更是冷汗涔涔，不敢抬头。

“这……这便是朕的八旗王师？这便是朕的皇叔父摄政王（指多尔衮）定下的方略？” 福临的声音干涩，带着难以置信的惊骇与一丝压抑的愤怒，“屠城……屠城……竟至如此地步？！”

一片死寂中，索尼硬着头皮出列：“皇上……当时姜逆顽抗，累及王师伤亡，英亲王等或为震慑不轨，以儆效尤，故而行此……非常之策。”

“非常之策？” 福临猛地提高声音，带着少年人的激动，“屠尽一城生灵，连有功者家属都不能保全，毁城绝户，这便是‘非常之策’？此事之后，山西北境，千里荒芜，人烟断绝！朝廷如今还要从别处迁民填补！这到底是震慑了敌人，还是毁了我大清的根基？失了汉地民心，这江山，我们坐得稳吗？！”

他的话掷地有声，让许多满洲亲贵也为之动容。他们并非全然无知，只是此前更多从军事威慑和报复角度考虑。

汉臣陈名夏（后因罪被杀，此时仍在）伏地泣奏：“皇上圣明！屠戮过甚，实伤天和，更失天下士民之望。大同之屠，消息传至江南，抵抗之辈，必更坚其心。请皇上明诏天下，申严军纪，禁绝此类惨事再发，并妥善安抚晋北遗民，或可稍挽人心。”

洪承畴也低沉道：“陛下，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以屠戮立威，恐成以油止沸。当此天下未定之时，宜显宽仁，施教化，使汉民知我朝并非一味残暴，或有归心。”

福临胸膛起伏，良久，才慢慢平静下来。他看着殿外那已恢复冷光的天幕，又看看殿下神色各异的臣子，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天幕将此惨剧昭示万朝，不仅是对他爱新觉罗氏的鞭挞，更是一种逼迫——逼迫他必须做出改变。

“传朕旨意。” 福临的声音变得坚定，“第一，追论大同、汾州等处用兵之事，虽有平定叛逆之功，然屠戮过滥，有伤仁政。阿济格、博洛等，虽奉前命，其责难逃，待议处（实际后来阿济格被赐死，与此类跋扈行为不无关系）。第二，即日起，严颁军令，凡我大清王师，今后克城，除阵斩抗拒者外，不得妄杀已降兵民，不得劫掠百姓，不得焚毁民居，违者主帅以下严惩不贷！第三，着户部、山西巡抚，速议招徕流民、复垦晋北荒田之策，减免赋税，提供牛种，务必使生机复苏。第四，此事……着实录馆谨慎记载，毋得讳言太过，亦毋得渲染细节。后世修史，当以此为鉴。”

他顿了顿，看向那些满洲亲贵：“朕知尔等以为，非如此不足以震慑汉人。然天幕已示，如此作为，遗患无穷。朕欲做天下共主，非仅满洲之主。往后行事，当以收服人心为要。都退下吧。”

这场朝会，在极度压抑与反思中结束。天幕如同一把残酷的镜子，照出了清廷征服过程中最黑暗的一面，也迫使这位年轻的皇帝，在亲政之初，便不得不直面并尝试纠正这条以鲜血铺就的道路。然而，仇恨的种子早已播下，未来能否真正挽回，犹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