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那些年，太子们踩过的坑与跳不完的火坑！（2/2）
汉武帝的嫡长子、卫太子刘据，因遭江充等人以“巫蛊”之事构陷，被逼起兵自卫，最终兵败自杀，酿成震惊天下的悲剧。
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子杨勇，因生活不够“节俭”和弟弟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及其母独孤皇后的长期构陷，最终被废黜太子之位，杨广继位后旋即赐死杨勇。
唐高祖李渊的嫡长子李建成，作为名正言顺的太子，却在与其弟秦王李世民的激烈权力斗争中，于玄武门之变中被李世民亲手射杀，其子亦遭屠戮。
唐太宗李世民自己的嫡长子李承乾，虽被寄予厚望，却因担心失宠于父皇、嫉妒魏王李泰而试图谋反，事败后被废黜流放。
这些发生在不同朝代、却惊人相似的悲剧，让万朝时空的观看者，尤其是那些身为皇子或太子的当事人，感到脊背发凉，不寒而栗。李建成（若其魂灵可见）看到天幕回放玄武门之变的情景，恐怕会悲愤交加；而李世民看到自己儿子李承乾的结局，心情想必也极为复杂。朱元璋看到朱标病逝的场面，老泪纵横：“标儿！咱的标儿啊！若你在，咱何至于此！”
第三劫：皇帝的好恶与后宫风云——人心难测的变数。皇帝的个人喜好、后宫妃嫔的争宠与倾轧，也极大地影响着嫡长子的命运。光武帝刘秀的嫡长子刘疆，因其母郭皇后被废而主动请辞太子之位，虽得善终，却与皇位无缘。
乾隆皇帝的长子永璜，在孝贤纯皇后（非其生母）的葬礼上因“表现不够悲伤”而被乾隆严斥，彻底失去了继承资格，最终郁郁而终。
至于清朝的“康麻子”（康熙）朝，其嫡长子（序齿）胤礽的经历更是典型。他被两立两废，与康熙帝从父慈子孝到势同水火，其悲剧固然有自身问题，但也深刻反映了皇帝对储君权力膨胀的忌惮以及众皇子围绕储位的惨烈争夺（九子夺嫡）。
而“乾小四”（乾隆）虽然自身继位过程相对平稳，但其选择继承人时，嫡子接连夭折，最终也只能在庶子中权衡，嫡长子继承制在其朝几乎未有实质性的完美实践。
这些案例让观者感叹，即便生在帝王家，能否登上至尊之位，有时也不完全取决于礼法，而在于皇帝的一念之间或后宫无形的硝烟。汉武帝看到刘据的结局，或许会反思自己晚年的多疑与苛察；而一些后妃们则可能从中看到了为自己子嗣争取机会的“希望”或警示。
第四劫：制度本身的缺陷与外部势力的干预——结构性困境。“嫡长子继承制”本身过于僵化，它只问出身长幼，不论贤愚才干。
这就导致像晋惠帝司马衷这样“智商实在堪忧”（天幕甚至播放了其“何不食肉糜”的着名笑话）的嫡长子，也能在精心包装（如其妻贾南风找人代答考卷欺骗晋武帝）后顺利继位，结果朝政很快被贾后把持，引发“八王之乱”，最终导致西晋速亡和“五胡乱华”的惨剧。
蜀汉后主刘禅，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嫡长子（其生母甘夫人最初为妾），但作为刘备存活的儿子中最年长者，其继位也符合“无嫡立长”的精神，然而其才能平庸，最终葬送了刘备一生心血，留下了“乐不思蜀”的典故。此外，外戚、权臣、宦官等外部势力也常常介入储君废立。例如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皇帝废立如同儿戏，嫡长子继承制更是形同虚设。
这些情况让万朝中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制度本身。唐太宗李世民看着天幕上司马衷和刘禅的例子，对长孙无忌感叹道：“辅机，看来立储之事，确不能只拘泥于嫡长。德才兼备，方为江山社稷之福啊。”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极力维护嫡长制，但看到朱标早逝和朱允炆被篡的结局，内心恐怕也充满了无奈与矛盾。
天幕的展示，在万朝时空引发了空前激烈的讨论与深刻反思。历代帝王们心情最为复杂。他们一方面试图维护嫡长子继承制的权威性，以保障权力平稳过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意外和挑战。许多皇帝在立储问题上都备受煎熬。士大夫与文人则围绕“嫡长与贤能”孰轻孰重展开了辩论。
一些顽固的卫道士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更多务实者则认为，在坚持“礼法”大原则下，应适当考虑继承人的才能品德，以避免晋惠帝那样的悲剧重演。普通百姓的看法则更为直观和朴素。他们看到天幕中皇子们悲惨的遭遇，既感到震惊，也隐约觉得“皇帝家也挺难啊”；同时，他们也更加关心最终的皇帝是否贤明，能否让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至于其是否是嫡长子，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最终，天幕给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语：嫡长子继承制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权力交接设计，在强调宗法伦理、减少继承不确定性方面曾发挥过一定历史作用。然而，在绝对权力的巨大诱惑和复杂残酷的政治现实面前，它常常不堪一击。其僵化的标准（只论出身，不问贤愚）和执行过程中的巨大困难（早夭、政斗、帝心难测等），使得它难以真正保障王朝的稳定传承，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成为动荡的源头。
纵观历史，一个王朝能否实现较长时间的稳定，往往更取决于综合国力、制度弹性、统治者智慧以及民心向背等更为复杂的因素，而非简单地依赖于某一种继承制度。这套跨越时空的“继承难题揭秘”，如同一面镜子，让万朝古人得以窥见帝国最高权力核心的脆弱与残酷，也促使他们去思考如何构建更为稳健、更能选拔贤能的权力传承机制——尽管在帝制框架下，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