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州牧初设风云起（2/2）

河北的乱局，已从单纯的黄巾余党叛乱，变成了“官军-叛军-地方豪强”的三方角力。张燕的黑山军控制山谷，公孙瓒的铁骑震慑边疆，袁氏兄弟则凭借声望伺机而动，朝廷新设的州牧，不过是给这片土地添了个更响亮的名号罢了。

中原：小吏崛起，黄巾未绝

中平五年的兖州，曹操刚辞去济南相一职。这位二十余岁的年轻官员，因在济南“禁断淫祀”得罪豪强，不得不托病归乡，却在听到董牧平叛加官的消息后，重新束起了战袍。“天下将乱，若不起兵，何以安身？”他在陈留散尽家财，募得五千乡勇，名义上是“讨黄巾余党”，实则在积蓄力量。

此时的中原黄巾余党，已不成气候。汝南、颍川一带的残部多散为小股，靠劫掠为生，最大的一股是管亥率领的青州黄巾余党，正试图渡过黄河进入冀州。

但真正搅动中原的，是那些借平叛而起的地方官：比如东郡太守王肱，靠着镇压本地黄巾余党，将郡兵扩至三千；陈留太守张邈，以“讨贼”为名，联合曹操、卫兹等豪族，隐隐成了兖州东部的盟主。

刘备的名字，此刻还湮没在人潮里。中平五年，他刚因镇压高唐县黄巾余党有功，被授“中山安喜尉”，这个秩比三百石的小官，连参与州牧议事的资格都没有。但他在平叛中收拢的二十余名乡勇，其中就有关羽、张飞，这两个日后的万人敌，此刻还只是他帐下的亲卫。

中原的微妙之处在于，这里没有黑山军那样的巨寇，也没有公孙瓒那样的强将，却遍布着曹操、刘备这样的“潜力股”。他们官职不高，却都在平叛中看清了一点：朝廷的俸禄靠不住，唯有手里的刀枪和人心，才是乱世的本钱。

南方：孙坚斩叛，刘焉入蜀

长沙的冬雨打湿了孙坚的战袍。这位刚任长沙太守不久的将领，正盯着零陵城外的叛军营地——区星聚众万余叛乱，已连破三县，而他麾下只有两千郡兵。

“董牧能平河西，我孙坚难道不如他？”中平五年的孙坚，还未显露出日后“江东猛虎”的威名，却已带着江东子弟的悍勇，亲率数十骑冲阵。

三日后，零陵城下的叛军溃散。孙坚单骑斩区星的首级被送往洛阳，朝廷依《州牧诏》封他为“乌程侯”，准其自募五千兵镇守长沙。

这道封赏，让他成了南方第一个靠平叛封爵的边将，也让他看清了朝廷的底线——只要能稳住地方，哪怕是寒门出身，也能得享荣宠。

而此时的荆州，还没有刘表的影子。中平五年，荆州刺史是王叡，一个靠清议闻名的名士，面对南阳一带的黄巾余党，只会上书请朝廷派兵，却不敢亲自出战。直到年末，朝廷才下诏以刘表为荆州刺史，而他真正抵达襄阳，是以后的事了。

更南边的益州，刘焉正带着家眷奔赴成都。这位新任益州牧，是汉室宗亲，却心怀异志，借着“镇抚黄巾余党”的名义，将南阳、三辅一带的流民编入“东州兵”，悄悄培植私人势力。他路过汉中时，特意停留半月，与张鲁母亲往来密切——这为日后“断绝斜谷阁”、割据益州埋下了伏笔。

南方的乱局最隐蔽。孙坚靠战功崛起，刘焉借宗亲身份割据，王叡等老派刺史束手无策，新旧势力的交替，在潮湿的雨雾里悄然进行。

洛阳：诏书与暗流

黄门侍郎董琰的案头，堆着各地送来的《平叛疏》。最上面的是刘焉的《益州要务疏》，通篇讲“安抚流民、整顿吏治”，却只字不提何时剿灭黄巾余党；中间是公孙瓒的《破贼表》，罗列着斩杀乌桓、黄巾的数字，末尾却请求“增募骑兵万匹”；最朝廷封赏的急切。

“这些奏疏，都在说平叛，实则都在要权。”董琰对着铜镜整理冠冕，镜中映出南宫的飞檐，檐角的铜铃在寒风里呜咽。中平五年的洛阳，早已没了往日的威严：灵帝病重，何进与宦官的争斗白热化；新设的州牧们阳奉阴违，地方奏疏里的“恭顺”，掩不住割据的野心；就连禁军，也被董旻、蹇硕等将领分掌，成了派系争斗的筹码。

他想起三日前与袁绍的偶遇。这位虎贲中郎将正与许攸、逢纪密谈，见了他只淡淡一句：“董护羌在河西立威，伯瑜兄在朝中可要站稳脚跟啊。”那语气里的试探，像冰锥一样刺人——所有人都在盯着河西，盯着董家父子手里的兵权，也盯着这摇摇欲坠的朝廷。

掌灯时分，董琰给董牧写回信。他没有提洛阳的暗流，只抄录了《州牧诏》的全文，又附上各地的兵力奏报：“刘焉募东州兵三万，公孙瓒扩白马义从至万骑，孙坚得封乌程侯，可募五千兵。河西需更固，盐池、马场不可失。”

写完，他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中平五年的冬天，因《州牧诏》和董牧的胜仗，变得格外不同。黄巾之乱虽未彻底平息，却已从“席卷天下的洪流”变成“地方势力晋身的踏脚石”；朝廷虽仍在颁布诏书，却已沦为各方势力争夺合法性的工具。

远处传来更鼓声，一下，又一下，敲在洛阳的冻土上。董琰忽然明白，那道《州牧诏》不是治病的药，而是催命的符——它让董牧这样的将领得以名正言顺地掌控河西，也让刘焉、公孙瓒之流有了割据的借口。当地方官都成了“掌兵的州牧”，当平叛成了扩权的幌子，这个王朝，已在寒风里露出了骨殖。

他将信交给胡车儿，看着信使消失在夜色里。金城的铁骑还在操练，河北的黑山军仍在啸聚，南方的雨雾里藏着刀光——中平五年的风云，才刚刚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