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6章 暗流与明礁（1/2）

初夏的风带着隐约的暑气，吹过未来城的街道。高晋办公室的窗户敞开着，但流通的空气并未驱散他心头的凝重。压力测试的“仪表盘”上，几个新亮起的警示灯，指向了更深层、更不易察觉的暗流。

首先是那家与南州市“共享中试车间”深度合作、并在工业软件领域取得突破的试点企业——华芯科技，其海外市场拓展遭遇了系统性阻碍。不止一个国家的潜在合作伙伴在签署意向书前夕突然变卦，理由含糊，从“公司内部战略调整”到“对供应链持续性的担忧”都有。更值得关注的是，华芯科技设在海外的研发中心，近期有数名核心外籍工程师陆续提出离职，其中两人被证实加入了一家背景复杂的竞争对手。离职原因多为“个人职业发展”或“家庭原因”，但时间点的高度集中和去向的一致性，令人难以相信这只是巧合。

华芯科技的董事长在给高晋的紧急汇报中写道：“高主任，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我们怀疑存在有组织的技术挖角和市场封堵。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我们长期信任的国际零部件供应商，也开始以‘产能不足’或‘需要额外合规审查’为由，延迟交付甚至暂停供应某些关键物料。我们自查了所有合规环节，并无问题。这像是一张无形的网，正在收紧。”

几乎在同一时间，李明从“星火启航”计划在另一个沿海试点城市——滨州市的调研中，带回了令人警惕的发现。滨州市为了追求“星火”计划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将大量培训资源委托给了几家新成立的“职业技能培训公司”。这些公司以极快的速度招募了大量青年进行短期、标准化的“快餐式”培训，然后迅速“推荐就业”，数据非常亮眼。但李明随机回访了一批参训青年后发现，所谓的“推荐就业”，很多是将其送往电子厂、快递站等从事与培训内容几乎无关的流水线工作，且离职率极高。更有甚者，部分培训公司涉嫌与一些用工单位合谋，以收取“保证金”、“服装费”等名目，变相盘剥参训青年。而那些真正渴望学到技能的青年，则抱怨培训质量低下，内容脱离实际。

“这是典型的‘政策寻租’和‘数据造假’，”李明汇报时语气严肃，“它扭曲了‘星火’计划的初衷，浪费了公共资源，更重要的是，它伤害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青年的信任，让他们对政府主导的培训彻底失望。滨州市的相关部门要么被蒙蔽，要么可能为了政绩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两份报告，一份指向外部愈发隐蔽而系统的遏制，一份揭示内部可能滋生的变形与腐败。高晋感到，改革航船不仅面临外部的风浪，船体内部的某些锈蚀与漏洞，也可能在压力下加速暴露。

他立即采取行动。针对华芯科技的情况，他通过刘振海主任，迅速协调了商务、外交、安全等部门，召开了一个跨部委的小范围情况研判会。会议认为，必须正视这是国际竞争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延伸的表现，单纯的商业或外交交涉可能效果有限。会议决定：第一，由相关部门加强对重点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涉外风险预警与指导；第二，支持华芯科技等企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并为其开拓“一带一路”沿线等新兴市场提供更精准的政策支持；第三，加快国内相关关键零部件和软件平台的替代研发与产业链协同，从长远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生态。

“外部压力是坏事，也是清醒剂。”高晋在“复兴办”内部传达时强调，“它迫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和产业生态的安全稳定，是多么生死攸关。这不是要关起门来，而是要在开放中更好地锻造自己的‘筋骨’。”

对于滨州市的问题，高晋的态度更为严厉。他责令李明带领专项工作组，立即赴滨州市进行实地核查，要求当地政府全面整顿，严肃处理相关责任方，并重新评估和调整“星火”计划的推进方式。“改革的声誉，建立在每一个案例的公信力之上。一颗老鼠屎，可能坏了一锅粥。我们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清除害群之马，完善监督机制，绝不能让好政策在基层走样变形。”

工作组出发前，高晋特别叮嘱李明：“下去后，不仅要查问题，更要听声音。听听那些被糊弄的青年怎么说，听听那些踏实做培训的机构有什么困难，听听基层干部的真实想法。找到问题根源，才能开出有效药方。”

周明也听说了滨州的事情，深感震动。他立刻组织东都市平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自查，并强化了对合作培训机构的动态评估和淘汰机制。“我们这边暂时没发现大问题，但滨州的教训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尤其当一项工作开始‘显绩’、容易出数据的时候，更要警惕形式主义和利益输送。”他在给高晋的电话中说。

而陈宇的“微光互动”工作室，在经历了前期的危机后，似乎迎来了转机。那个AR导览小程序经过彻底修复和严格测试后，终于稳定上线。虽然过程痛苦，但他们严谨的事后处理和诚恳的沟通态度，反而赢得了甲方一定程度的谅解。项目尾款虽然打了折扣，但终究是收到了。更重要的是，这次“摔跤”让团队完成了从学生思维到市场思维的艰难转变。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技术选型的风险评估，建立了简单的代码管理和测试流程，也学会了更谨慎地审视合同条款。

“感觉脱了层皮，但也像重新学了一次走路。”陈宇在“星火”计划的青年分享会上说，“以前觉得‘闯关’就是学技能，现在觉得，比技能更难学的是怎么在市场里活下去、走下去。平台给的帮助很重要，但最后能靠的，还是自己长出来的本事和心眼。”

周明把这段话记了下来。他意识到，“星火”计划的成功，最终标准可能不是培训了多少人、发了多少证书，而是有多少像陈宇这样的青年，真正完成了从“依赖扶持”到“自主生存”乃至“自我驱动”的内在蜕变。这个过程必然伴随阵痛，甚至会有失败者，但政策设计必须为这种蜕变提供空间和容错率，而不是追求表面光鲜的“通过率”。

国家实验室那边，关于共享专家绩效考核的争论，在实验室主任的强力推动和“复兴办”的协调下，暂时达成了一个过渡性方案：派出单位设立“重大外部合作贡献”专项考核通道，由派出单位、接收单位、联盟共同组成评议小组，对共享期间的贡献进行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评价，其结果作为该专家年度考核的重要参考，并探索与绩效奖励挂钩。这个方案并不完美，但至少为后续更规范的制度设计铺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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