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2章 以我为主（1/2）

国际城市创新论坛的会场设在哥本哈根一座由旧船坞改造的现代建筑内。巨大的玻璃幕墙外是冬日的海港，灰蓝色的水面上泊着白色帆船，清冷的光线透进来，与会者们的低声交谈混着咖啡机的声音，营造出一种典型的北欧式理性氛围。

高晋的演讲被安排在“技能革命与城市韧性”单元。他走上讲台，调整了一下麦克风，目光平静地扫过台下肤色各异、表情各不相同的面孔。他看到了好奇，看到了审视，也看到了程式化的礼貌。

“女士们，先生们，”他用流利的英语开场，没有用常见的客套话，“今天我想分享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宏大的经济数据，而是几个普通的中国年轻人，以及一座试图帮助他们寻找未来的城市。”

他点开了第一张图片，是陈宇、王浩、刘栋在“技能闯关”第一次小组任务后，举着粗糙成品合影的笑脸，背景是东都市人力资源平台那个充满工业风的共享空间。照片有些随意，甚至模糊，但笑容真实。

“他们二十岁出头，来自传统的工人家庭，在学校教育中未能找到清晰的路径，在快速变化的数字经济中感到迷失。他们曾经认为，技术学习枯燥而无用，直到我们尝试换一种方式与他们对话。”

高晋简要介绍了“星火启航”计划的核心：游戏化学习路径、企业真实任务嵌入、职业伙伴陪伴、以及允许试错转向的柔性设计。他展示了几张截图：青年自己设计的“闯关”路线图、微任务平台上完成的第一个小作品获得的评价和微薄报酬、企业开放日里青年触摸到先进设备时眼中的光。

“核心的转变在于，”高晋强调，“我们不再把他们视为需要被‘安置’或‘帮扶’的问题，而是视为城市创新生态中潜在的、活跃的参与者。政策的作用，是搭建平台，连接资源，降低他们探索和试错的成本，激发他们内在的动力。”

他接着提到了北方某城市试点初期的偏差，坦承了改革落实中遭遇的“新瓶装旧酒”困境，以及如何通过调整考核导向、加强一线反馈来纠偏。“任何改革都难以完美推行，发现偏差并自我修正的能力，与顶层设计同样重要。”

台下开始有轻微的骚动，一些听众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另一些人交头接耳。高晋知道，这种对问题和挫折的坦率，有时比单纯展示成就更具说服力，也更具风险。

演讲后半部分，他略微提升了视角：“帮助青年获得面向未来的技能，不仅仅是社会政策，更是经济政策，是创新政策。一个能够持续孵化、吸纳并赋能新劳动力的城市，才具备面对技术冲击和产业变革的韧性。中国的许多城市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我们试图探索的，是一条将人的转型与城市产业升级更紧密耦合的路径。这条路还在探索中，我们欢迎基于事实的讨论和建设性的建议。”

十五分钟的演讲时间很快到了。进入提问环节，第一个举手的是位德国某智库的研究员，问题直接而尖锐：“高先生，您描述的案例令人印象深刻。但这是否是一种精心挑选的‘展示窗口’？在中国整体的劳动力市场中，特别是那些年龄更大、技能更单一的转型工人，他们是否被排除在这种‘游戏化’的创新模式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主导的培训计划，如何避免扭曲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价格信号和需求？”

问题颇具挑战性。高晋略作沉吟，答道：“感谢您的问题。首先，您提到的年龄较大的工人，正是我们另一项重点工作的对象。在东都市，针对他们的培训更强调技能认证、与原有经验的衔接以及稳定的岗位对接，模式有所不同，但核心逻辑一致：尊重主体，对接需求。其次，关于政府角色，我们的定位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弥补市场在某些领域（如前瞻性技能培育、弱势群体能力建设）的暂时性失灵。所有培训内容的设计，都与企业共同完成；大部分培训后的就业，通过市场化渠道实现。政府资金更多用于撬动社会资源、降低个人参与门槛，而非直接创造岗位。我们定期评估计划对市场工资和岗位结构的影响，目前尚未发现明显的扭曲效应。”

回答既有针对性，又提供了延伸信息。台下不少人点头。

接着是一位北欧的市长提问，他更关心可操作性：“这种多方协作的平台模式，对市政部门的协调能力要求很高。你们如何确保教育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和可持续的合作机制？而不是沦为一次性的活动？”

高晋分享了东都市建立常态化联席工作机制、设立由各方代表（包括青年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以及运用数字平台提高协作透明度和效率的具体做法。“关键是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从小切口做起，让各方在合作中尽快看到实际成效，信任便在实践中累积。当然，这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角色，从事无巨细的管理者，转变为耐心细致的组织者和服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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