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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被争夺的叙事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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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远舟的数字溪云体验中心也接到了“升级指示”:要在现场会期间,专门制作一个“党建引领乡村振兴VR特别版”,突出展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这怎么体现?”陆远舟有些为难,“我们的数字场景主要是复原历史记忆,政治叙事不是重点。”

材料组的年轻干事小赵热情地提供思路:“可以设计一个时间轴,从2016年党支部重组开始,标注每个关键决策的时间点;可以在虚拟场景中加入‘党员先锋岗’的标识;还可以在解说词中强化‘在党支部带领下’这样的表述……”

老康得知自己的记忆讲述也可能被“纳入党建框架”时,只是摇了摇头,没说话。但那天下午,他没有按计划去体验中心做日常讲述,而是背着画板去了后山。

与此同时,另一拨人也悄然来到溪云村——省社科院“乡村社会变迁”课题组的学者们。带队的吴教授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学者,他直言不讳地对尹晴说:“小尹同志,我们不是来总结‘经验’的,是来研究‘过程’的。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你们做对了什么,而是你们如何面对那些‘做对’之前的困惑、争论和试错。”

课题组驻扎下来,研究方法与材料组截然不同。他们不预设框架,而是进行开放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他们参加村里的日常会议,记录讨论中的分歧;他们跟村民一起干活,在劳作间隙闲聊;他们甚至对同一事件访谈不同的人,记录下相互矛盾或补充的叙述。

很快,学者们注意到了村庄内部那些被“经验总结”平滑掉的皱褶。

吴教授在一次座谈中问:“我听说村里在是否引入国际艺术驻村计划时,有过激烈争论。最终妥协方案是怎么达成的?有没有谁的利益或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部分牺牲了?”

问题一出,会场陷入微妙的安静。虎子看了尹晴一眼,秀兰低头整理围巾,根叔抽着烟斗不说话。最终,尹晴简要讲述了过程,但吴教授追问:“那些强烈反对的村民,后来是怎么被说服的?还是没有被完全说服,只是选择了服从多数?”

另一个学者则关注更隐性的层面:“我注意到,村里公共事务的讨论,虽然鼓励所有人发言,但实际过程中,是不是受教育程度高、表达能力强的村民,更容易影响决策?那些不善言辞的、或者持不同意见但害怕破坏‘和谐’的人,他们的真实想法如何被听到?”

这些问题像细针,刺入村庄光鲜的表皮下。有些村民开始主动找学者聊天,说出那些在正式场合不会说的困惑和不满。一位在民宿打工的阿姨说:“现在村里有钱了,但感觉人和人之间,算计多了,人情薄了。以前借个锄头说一声就行,现在租个自行车都要扫码付钱。”一位中年村民私下抱怨:“每次有领导来,都要我们‘展现幸福生活’,笑得脸都僵了。其实谁家没点烦心事?”

材料组和课题组,像两股不同的水流在溪云村交汇。前者试图提取清澈的、可装瓶的“经验精华”;后者则想探究泥沙俱下的、复杂的“生命过程”。两者偶尔会发生微妙的碰撞。

一次,材料组正在整理“生态农业带动增收”的典型案例,选取的是茶园主阿灿家。数据详实:茶园面积、有机认证、茶品销售、年均收入……但课题组的访谈却记录了阿灿的另一面:他对不得不遵守的“有机规范”感到束缚,怀念以前更随意的种植方式;他担心儿子不愿接手,这门手艺可能失传;他甚至提到,为了维持“生态典范”的形象,有些必要的防治措施不能明着用,只能悄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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