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Beyond北京之旅－4（2/2）
此时已过中午，午饭尚无着落。Leslie和几个男生去机场简陋的厕所时，发现里面根本没有餐厅。杨小姐她们尴尬地表示，沿途是郊区，很难找到吃饭的地方，“这里不像南方，劝大家忍耐一下。”
“忍耐！没问题。”家驹代表大家表态。实际上，紧张和未知感早已冲淡了饥饿。只是看到两位陪同的姑娘也没得吃，大家心里更有些不是滋味。
货车沿着宽敞但单调的公路行驶。两旁景物几乎一成不变：低矮的农房、连绵的农田、偶尔驶过的骡车与汽车。车厢内，北京人和香港人，普通话和粤语，形成了两个略显隔阂的小圈子，只有偶尔的搭讪和询问，才显得“乐也融融”。但实际上，一种不安的潜流正在滋生。
杨小姐递给Leslie和乐瑶一份刚刚拿到的行程表。Leslie看着看着，眉头越皱越紧。乐瑶凑过去看，心也沉了下去。表上写着：今晚到场馆视察、明天全天彩排、晚上演出、后天演出、第四天游览北京……这些都没问题。但第五天，赫然写着：“坐车到天津机场，飞返广州。”
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再次经历今天这种长途汽车颠簸，从北京返回天津，再飞广州，而不是从北京直飞香港或广州。这无疑增加了劳累和不确定性，也显露出主办方在统筹上的混乱或节俭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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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北京燕京饭店。
车子进入北京后，又在庞大的市区行驶了近一小时，下午五点半，终于抵达下榻的燕京饭店。比想象中好些，至少是正规的涉外饭店。
入住后第一件事，是填饱饿了近九个小时的肚子。饭店餐厅简单吃了点东西后，乐瑶和Leslie立刻找到杨小姐，语气严肃：“杨小姐，我们希望尽快见到演唱会的总负责人刘小姐。有些事情必须当面沟通清楚。”
“对，机票和整个返程安排，跟最初沟通的完全不一样。还有车辆、接待的细节，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说法。”Leslie补充道，脸上是压抑着的不满。
杨小姐面露难色：“刘小姐……她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忙，家里也没装电话（当时家庭电话不普及），恐怕今晚联系不上。”
这时，Beyond四人听了情况，尤其是看到那份不合理的行程表后，连日积累的疲惫、辗转、不顺终于爆发。家驹代表兄弟们，语气坚决地对Leslie和乐瑶说：“机票同返程安排唔搞清楚，我哋冇办法安心演出。今晚嘅场馆视察，我哋唔会去。几时问题解决，几时再开始工作。”这不是任性，而是基于专业和基本保障的合理抗议。
Leslie和乐瑶对视一眼，知道这是必须坚持的底线。乐瑶转向焦急的杨小姐，语气平和但不容置疑：“杨小姐，情况你也看到了。这不是闹脾气，而是基本的合作前提出了问题。我们理解你们可能有困难，但Beyond乐队跨越大半个中国来演出，需要有最起码的保障和尊重。请务必尽快联系到刘小姐，否则，我们只能暂停一切工作，包括明天的彩排。”
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北上的兴奋与期待，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和这张离谱的行程表后，骤然降温，演变成一场关于专业尊严和基本权益的、无声的僵持。夜幕降临北京，燕京饭店的这个房间里，香港乐队与内地合作方的第一次正面沟通危机，悄然拉开了序幕。未知的舞台还在前方，但通往舞台的路，似乎布满了更多意想不到的荆棘。
杨小姐她们离开后，燕京饭店房间里的低气压仍未散去，但辘辘饥肠更显迫切。大家决定暂时抛开烦恼，先祭五脏庙。人生地不熟，只听闻“全聚德烤鸭”鼎鼎大名，便决定去最近的前门店。
在饭店门口拦了两辆出租车。上车后，乐瑶就暗自留意着计费表。果然，与广州不同，北京的起步价高达六块钱（当时已是“巨额”），而广州只是三块六。她心里迅速盘算着。
车子在全聚德古色古香的门脸前停下。果然，司机开口就要“外汇券”。乐瑶早有准备，一脸无辜地用带着广府口音的普通话佯称：“师傅，我们是广州过来的，哪来的外汇券呀？只有人民币。”那司机是个面相朴实的中年人，看了看这一车穿着打扮明显不同的年轻人，又看了看乐瑶“真诚”的脸，叹了口气，一副“算我倒霉”的表情，收下了八块人民币。另一辆车上的Leslie、王纪华等人就没这么“好运”了，被迫支付了外汇券，折合下来多花了差不多八块港币，心里直呼不公。
推开全聚德厚重的玻璃门，一眼就看见门上贴着的醒目告示：“本店收取外汇券。” 但此刻，饥饿已压倒一切，没人再去细想支付问题，只想尽快吃到传说中的烤鸭。
餐厅内人声鼎沸，充满油脂炙烤的香气。 穿着白色制服的服务员穿梭其间，脸上带着一种计划经济时代国营大店服务员特有的、见惯世面的淡然（或者说“霸气”）。他们九个人分坐两桌，刚落座，因为口渴，先后分两三次向经过的服务员要了几瓶北冰洋汽水和燕京啤酒。就这么点小事，竟引来一位中年女服务员不耐烦的唠叨：“一次叫完不行吗？跑来跑去的！” 语气之冲，让习惯了香港服务业态度的Beyond几人面面相觑，只能苦笑。乐瑶连忙用普通话打圆场：“对不起同志，我们刚坐下没商量好，下次一定一次点齐。”
烤鸭上桌，片鸭师傅娴熟的刀工让大家暂时忘记了不快，油脂的焦香与面酱的甜润瞬间征服了味蕾。正当大家大快朵颐之时，一个熟悉而靓丽的身影走了进来——正是当时已凭《红高粱》崭露头角、美艳动人的巩俐。她与同伴在离他们不远的一桌落座，举止优雅。乐瑶一时看得出神，连夹菜都忘了，直到家驹用胳膊轻轻碰了她一下，她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笑笑，心里却想着：“这可是活的巩俐啊……”
酒足饭饱，残酷的现实问题浮出水面：结账。
账单送来，一百四十多元。他们身上的外汇券根本不够。乐瑶和Leslie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必须想办法用人民币支付。在广州时，乐瑶曾在东方宾馆外按黑市价用港币换过一些人民币，此刻自然不愿再动用宝贵的外汇。
正商量间，乐瑶眼尖，看到邻桌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在结账，手上拿着的似乎是人民币，正和收银员说着什么。她立刻示意大家稍安勿躁，自己假装经过，竖着耳朵凑近柜台窥探。只见那外国人最后也是付了人民币，并没有出示任何特殊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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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来了！乐瑶和Leslie精神一振，拿着账单走到收银台，义正词严地指着还没走远的外国人说：“那位外国同志也是付的人民币，为什么我们就要付外汇券？”
收银的女服务员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冷道：“他有免付外汇证明。” 语气笃定，仿佛在说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
“我们没看见他出示什么证明。” Leslie据理力争。
“他说有就有。” 服务员态度强硬。
双方僵持不下。Beyond几人见状，推举看起来最稳重且外语相对好的王纪华过去询问那个外国人。王纪华硬着头皮上前，用蹩脚的英语夹杂着手势沟通了一番，回来低声确认：“他说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明，就是付的人民币。”
这下更有了底气。乐瑶继续在柜台前理论，指出玻璃门上的字是简体字，他们“看不懂”。（家强在后面小声嘀咕：“其实睇得明少少……”）服务员被他们七嘴八舌、南腔北调的“假普通话”围攻得有些烦躁，但坚持规定。
争论引来了值班经理。在又一番拉锯之后，或许是看在他们确实是境外客人、且态度（虽然是在争论）不算恶劣的份上，经理最终松口，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付人民币可以，但要加收百分之三十。”
乐瑶心中飞快计算，加收百分之三十，也比按官方汇率支付外汇券划算得多，差不多能省下相当于一百港币的费用。她面上不显，心里却松了口气，甚至有点小小的“胜利”喜悦。虽然她也不确定这样钻空子是否完全正确，这混乱的规则到底是谁的错？
最终，他们用人民币（加价30%）付清了餐费。 走出全聚德热气腾腾的大门，北京秋夜的寒气猛地包裹上来，让人不禁打了个哆嗦。与室内烤鸭的温暖油腻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
刘卓辉搓着手提议：“不如我们坐地铁回去吧？听说北京地铁挺方便的，也看看市容。”
这个提议得到了多数人的响应。一是确实想体验一下，二是能节省些车费，尽管刚才“省”了一笔。一行人沿着前门大街，向着隐约可见的地铁站标志走去，身影渐渐没入北京璀璨而陌生的夜景之中。烤鸭的余香还在唇齿间，关于外汇的纷争已成插曲，而明天如何与演出主办方交涉，才是真正需要面对的难题。地铁的轰鸣声由远及近，载着他们驶向又一个未知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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