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度支立制（2/2）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没有暴力机关支撑，税吏就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朱常沅深吸一口气：“此事孤已思之。度支司可自募巡税丁勇，每省不过五百，需本地良家子，由度支使选拔统辖。另，各镇总兵、卫所，有协税之责。遇大股私枭，可请当地驻军协剿，所获赃物，三成充赏。”

这是无奈之举。没有了锦衣卫这样的直属暴力机器，只能依靠地方军队，而这必然带来新的问题——军队若与豪强勾结，又当如何？

但此时此刻，朱常沅别无选择。

“度支使人选，”他继续宣布，“孤思虑已久。着原户部右侍郎、总漕运侍郎沈廷扬，署理度支使，加太子少保衔，全权筹办。”

沈廷扬！此人乃崇祯朝老臣，崇祯十六年漕运断绝时，曾冒险走海路运粮至天津，缓解京师饥荒，是有名的干才，且精通漕运、海运、贸易诸事。更重要是，此人清正廉直，在江南士绅中声誉颇佳。用他主持这得罪人的差事，再合适不过。

“臣，领旨谢恩！”年过五旬的沈廷扬出列跪倒，声音哽咽。他知道这是个火山口，但国事如此，义不容辞。

朱常沅注视着他，从怀中取出一方金印：“沈卿，此度支使关防，今日付汝。持此印，可专折奏事，直达天听。另，孤予你三项特权：一，可于南京、苏州、杭州、广州、武昌五处设铸钱局，铸造‘永历通宝’，以平钱法；二，可招募熟知商贾之事者为度支吏员，不必拘于科举正途；三，度支司账目，每月呈报监国府，每年公开张贴于通衢，受天下人监督！”

没有锦衣卫的刀，就用阳光来防腐。公开账目，这在大明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朝会从清晨持续到午后。当日头偏西时，最后一项人事任命——以黔国公沐天波长子沐忠显为云南度支分司主事——宣布完毕。朱常沅已嗓音沙哑：

“诸卿，国事至此，非变法无以图存。度支司之行，关乎国运，关乎天下苍生。望诸卿体念时艰，共成此事。但有阻挠新政、贪墨税银、通同舞弊者，勿谓言之不预！”

“臣等谨遵监国教诲！千岁千岁千千岁！”山呼再起。

退朝后，朱常沅独留李元胤、户部尚书、沐涵、沈廷扬四人至文华殿侧室。

没有外人在场，朱常沅卸下了朝堂上的威严，眉宇间尽是疲惫：“诸卿，今日之事，孤知艰难。然国势如此，不行非常之法，必亡无疑。”

沈廷扬老泪纵横：“老臣年已五十有三，本应致仕还乡。然监国不以臣老迈，委以重任，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报君恩！纵使千难万险，亦当一往无前！”

“好！”朱常沅握住老臣的手，“沈卿，度支司初立，如婴儿学步，步步需稳。盐税为先，茶税次之，市舶、关税再次之。矿税最易扰民，可暂缓。所募丁勇，务必精挑细选，宁缺毋滥。账目公开，一字不可假！”

“老臣明白！”

朱常沅又对李元胤道：“元胤，你在两广，务必稳住郑成功。告诉他，度支司所征市舶税，朝廷只要三成，余下七成仍归他支配，但需立册奏报。海关事务，可由他与度支分司共管。此为权宜之计，待国用稍裕，再议周全。”

“臣明白。”李元胤点头。这是妥协，也是无奈。

朱常沅看向户部尚书，“户部要与度支司精诚合作。度支司征榷转运，户部统筹分配，各司其职，不得推诿。太仓空虚，就指望度支司的进项了。”

“老臣遵旨。”

最后，朱常沅对沐涵道：“沐妃，靖安司要暗中关注各地动向。那些盐枭、茶霸、走私海商，还有阳奉阴违的官吏，都要给孤查清楚！但切记，靖安司只查不办，证据交有司处置。我等行新政，更要守法度，不能授人以柄。”

“臣妾领旨。”沐涵轻声应道。

永历十五年正月十五，度支清吏司 在原户部钞关衙门旧址挂牌成立。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宾客盈门，只有一块简单的木匾，和沈廷扬从户部带来的三十名老吏。

正月二十，沈廷扬奏请的《永历度支条则》颁布天下，详细规定了五税的征收标准、流程。与此同时，南京铸钱局在聚宝门外悄然开炉，新铸的“永历通宝”样式古朴，成色十足。

阻力如预料般到来。二月，苏州绸缎商联合罢市，抗议关税过高；三月，杭州茶商贿赂知府，企图瞒报；四月，九江漕帮聚众冲击刚设立的度支分司衙门。沈廷扬依律办事，该抓的抓，该罚的罚，账目全部公开。在沐涵的靖安司暗中协助下，证据确凿，十二名官吏、三十七名豪商被下狱，三家勾结官吏的商号被查封。没有锦衣卫的诏狱，所有案卷移交刑部、大理寺复核，程序公开。

血淋淋的人头没有挂上城门，但一道道判词张贴在各地城门。百姓第一次看到，那些平日欺行霸市的豪商如何与官吏勾结，如何偷漏税银。舆论悄然转变。

至六月，度支司的成效初显。仅盐税一项，苏、浙、粤三大盐场，上半年便上缴税银五十万两。市舶税因与郑成功达成协议，广州、泉州、宁波三关，征得税银三十万两。加上茶税、关税，上半年岁入已近百万两白银。

七月初一，沈廷扬将第一笔六十万两税银解送太仓。当沉重的银箱抬进户部银库时，万元吉老泪纵横。有了这笔钱，拖欠的军饷可以补发了。

消息传到云南，李定国对周瑞慨叹：“监国此举，实乃及时雨！有了稳定的饷源，我军可安心与虏周旋了！”

潮州的郑成功虽然不满，但见朝廷只要三成，且账目清楚，也就勉强接受——毕竟，有了朝廷背书，他的海外贸易反而更加名正言顺。

当然，暗流依旧汹涌。那些利益受损的豪强不会善罢甘休，朝中反对“与民争利”的声音从未停止。但无论如何，永历朝廷终于有了一条相对稳定、可控的财源。

九月重阳，朱常沅登临南京城墙。江面上，度支司的税船正扬帆往来；码头上，新铸的“永历通宝”在商贩手中叮当作响。

“监国，”沐涵悄声道，“沈廷扬奏报，今年全年，度支司岁入可望突破二百五十万两。”

朱常沅望着滚滚长江，没有说话。二百五十万两，只是崇祯朝鼎盛时期岁入的零头。但这是他这个监国，在支离破碎的江山中，亲手织出的第一根线。

“还不够，”良久，他缓缓道，“远远不够。但，这是一个开始。”

江风吹动他的衣袍。这位年轻的监国知道，度支司只是第一步。有了钱，才能练兵，才能造舰，才能支撑起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至少此刻，永历十五年的秋天，南京城中的君臣，终于看到了一丝微光。帝国的战车在泥泞中挣扎前行，而度支司，是重新转动起来的第一只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