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皇庄（2/2）

见皇帝胸膛仍在剧烈起伏，显然怒气未平，孙传庭把心一横，主动请缨：“陛下若信得过臣，臣愿亲自带队，重新彻查所有皇庄田亩账目！一亩一地、一文一钱皆重新勘核！必刨根问底，将其中蠹虫、贪墨、欺瞒之处查个水落石出，给陛下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交代！”

既然孙传庭这么说了，朱由检便也应了下来，由着他去查。但给了他一个期限，一个月。如果查不出，你孙传庭带着人去把户部尚书之外的所有人全杀了。

孙传庭听得背后冷汗直流，皇帝这是铁了心要见血，竟将自己也逼到了绝路上。那“一个月”的期限，如同一把冰冷的钢刀架在了他的脖颈之上，也悬在了整个户部官员的头顶。

他深知再无转圜余地，皇帝给出的是一条没有退路的单行道。他重重叩首，声音沉毅而决绝，仿佛已将身家性命都押了上去：“臣，孙传庭，领旨！若一月之内，查不出皇庄积弊之究竟，臣……臣无需陛下催促，自当亲提三尺剑，依法从事，绝不容情！”

这番话，既接下了那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严苛任务，也将“处决”从皇帝纯粹的泄愤，拉回到了“依法从事”的框架内，勉强维持了一丝理智的底线。

朱由检盯着他看了片刻，似乎想从他眼中找出任何一丝犹豫或欺瞒，最终才缓缓吐出一个字：“……好。”

得了皇帝的死命令，孙传庭如同被架在火堆上炙烤，一刻也不敢耽搁。他迅速调集了自己麾下最得力、最可靠的部属及精通账目、丈量的专业人才，组成了一支精干的稽查队伍。

离宫后，他并未返回衙署，而是径直带人直扑存放档案之处，再次将那些厚厚的皇庄账册、地契凭证，以及最重要的——标识田亩方位与数量的“鱼鳞图册”全部调取出来。

过了几日，冷静下来的朱由检躺在榻上细细思量，自己也觉得先前盛怒之下做出的命令着实有些过头了。他把户部尚书之外的人全杀了倒是痛快，可转念一想，偌大一个户部衙门若真成了空堂，只剩下一个光杆尚书的老毕头，那朝廷的钱粮财税运转岂不是要立刻瘫痪？这老毕头就算有三头六臂，也绝无可能独自处理所有的公务。

想到此处，他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懊悔与后怕。于是，他再次召见了正在外面拼命查账的孙传庭。

看着眼前这位几日不见却仿佛憔悴了几分的臣子，朱由检语气缓和了许多，说道：“伯雅啊，前几日朕在病中，气昏了头，所言不免过激。查，你继续给朕狠狠地查，但一月之期后，也不必真个去户部……大开杀戒了。务必查清实情，依法处置即可。”

得，这道口谕，对连日来吃不好、睡不好，日夜埋首于如山账册和鱼鳞图册之间、压力巨大的孙传庭而言，简直如同天籁之音！他一直紧绷的心弦终于得以稍稍放松，心中积压的那块巨石也仿佛瞬间移开了一半。他连忙躬身应道：“陛下圣明！臣……臣遵旨！”

虽然调查的压力仍在，但至少不必再背负着那血腥的屠刀去面对同僚了。孙传庭领了这道更显理智的旨意，总算能稍稍喘口气，继续投入到那繁杂的清查工作中去。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便到了崇祯四年的十月初。对深居紫禁城中的朱由检而言，这段日子阴霾的天空总算透出了一丝令人振奋的亮光，甚至堪称一个能让他暂时舒展眉头、举国同庆的大喜日子。

为何如此欣喜？这一切都得归功于他最为倚重的厂卫头领——曹化淳曹公公。

数月前，朱由检一道密旨，命曹化淳彻查山西巨商范永斗的底细。东厂和西厂精锐四出，暗中查访，严密侦缉，如今终于有了确凿的结果。

曹化淳将一份条陈清晰、证据扎实的密报呈送御前。其上罗列的罪状，可谓触目惊心：

通敌叛国，资敌以战：范永斗及其商号长期与关外建奴勾结，利用其庞大的商业网络，将大明严格管控的铁料、铜器、盐、米粮等战略物资，大量走私贩卖给奴酋皇太极，无异于直接资敌，滋养其战争能力。更令人发指的是，因此“功绩”，他竟获得了后金政权颁发的“专属商人”凭证，堪称得到了敌酋的“金字招牌”。

祸国殃民，恶行累累：除了十恶不赦的通敌大罪，范永斗在地方上更是恶贯满盈：侵占军屯：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家军屯田地，削弱边防根基。为祸乡里：其家族及爪牙倚仗财势，在地方上横行无忌。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垄断市场，打压良善商户，破坏民生经济。强抢民女，持械斗殴：视王法如无物，行事宛如土匪，民怨沸腾。

朱由检对范永斗是否真心投靠建奴其实并不太在意，在他来自现代的观念里，乱世之中做个左右逢源的“两面派”商人似乎也算不上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真正让他心花怒放、喜形于色的，是曹化淳随后呈上的抄家清单——共计查没现银、金器、古玩珍宝折合近四百万两白银，以及近万顷膏腴之地的田契！

这笔天降横财，对于常年挣扎在财政赤字深渊里的朱由检和内帑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霖，足以解无数燃眉之急。

至于范永斗和他的家眷该如何处置？朱由检大笔一挥，做出了如下判决：范永斗本人，罪证确凿，无可辩驳，判斩立决。这是维护国法威严的必要之举。

其家眷族人，朱由检那来自现代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开始发作。他觉得自己已经拿到了巨额财产，何必再多造杀孽？于是，他展现出“莫大的仁慈”，将这些人全部从宽处理，判了流放、徒刑等，并未株连。

做出这个决定后，朱由检内心甚至涌起一股自我感动，觉得自己在冷酷的古代皇权中，难得地保留下了一丝现代人的宽仁与文明。

然而，他并不知道，正是这一个出于“仁慈”的判决，险些为他和他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招致灭顶之灾，差点让国祚提前终结。那些被他饶过一命、流放边陲或罚没为奴的范氏子弟，心中埋下的并非感恩，而是刻骨的仇恨和东山再起的野心。

至于此刻？我们的崇祯皇帝还完全沉浸在自己那“伟大的仁慈”所带来的道德满足感中无法自拔，丝毫未曾察觉自己已然放虎归山，埋下了一颗极其危险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