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 潮涌前夜：扩招、加息与鲸落之预（1/1）

1988年的蝉鸣格外响亮，仿佛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变革鼓噪。教育部的会议室里，周凯的声音打破了沉闷：“同志们，现在不是讨论要不要扩招，而是必须扩招！”

他面前的报表上，密密麻麻列着各行业的人才缺口：半导体行业缺3万名工程师，造船业缺5千名设计师，连刚起步的软件开发领域，都喊着“招不到懂汇编语言的毕业生”。

“日本的技术图纸堆成了山，专利买断了一箩筐，可没人能吃透！”周凯敲着桌子，语气急切，“一个半导体光刻专利，光说明书就有500页，里面的物理公式、化学配比，不是中专生能啃下来的。我们需要大学生，需要大量懂技术、会创新的大学生！”

此前，他已经三次在不同会议上提出“大学生扩招”。反对的声音不少：“教育资源有限，扩招会拉低质量”“岗位就这么多，毕业生多了会失业”。但周凯据理力争：“十年后，这些学生就是撑起中国技术的脊梁。现在不培养，等技术红利来了，我们只能看着机会溜走！”

最终，会议通过了扩招方案——从1988年起，全国高校招生人数每年递增15%，重点向理工科倾斜，同时扩大研究生培养规模。消息传到清华、哈工大等高校，校园里一片沸腾，学生们说：“周主任这是给我们搭了座通天桥啊！”

而此时的日本，正站在泡沫破裂的悬崖边。

1989年，东京的房价已经涨到“卖掉皇宫能买下整个美国”的荒诞地步，银行把贷款塞给刚毕业的学生去炒房，连寺庙的和尚都在讨论“哪块地皮升值快”。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危险，开始了痛苦的“自救”——一年之内连续5次加息，基准利率从2.5%飙升至6%，同时出台《土地基本法》，严禁土地投机。

“6%的利率？”周凯看着从日本传来的消息，冷笑一声，“他们这是自己往腿上砍刀。”

在他穿越前的记忆里，日本利率长期维持在零甚至负数，而1989年的激进加息，无异于给疯狂的房地产市场泼冰水。他立刻召集外贸部、科技部的人开会：“日本加息，意味着企业融资成本飙升，那些靠贷款炒房的企业会先死一批。他们现在最缺的是现金，肯定会贱卖技术和专利——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有多少买多少，尤其是半导体、航空、精密仪器领域的核心专利！”

会议室里的人都明白，这是“抄底”的最后窗口。外贸部的谈判团队连夜飞往东京，面对急着套现的日本企业，把专利买断价压到了原价的三成，还附加了“技术人员培训”的条款。

“周主任，三菱的航空发动机叶片专利，他们愿意卖了！”谈判代表在电话里声音发颤，“对方说，只要现金，现在就签合同。”

“签！”周凯毫不犹豫，“告诉他们，钱不是问题，但必须把所有实验数据、失败案例都交出来。”

就在全力“收割”日本技术的同时，周凯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邻居——苏联。

“我们要和苏联的军方、科研机构搞好关系，特别是那些手里有技术、有权限但缺钱的人。”他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说，语气凝重。

“苏联？他们不是和我们关系紧张吗？”有人不解，“而且他们的技术，未必比西方先进。”

“这不是关系问题，是机遇问题。”周凯拿出一份情报，上面是苏联经济的糟糕数据——石油价格暴跌导致外汇枯竭，军费开支压垮了财政，民间物资匮乏。“你们听说过‘鲸落’吗？一头鲸鱼死亡后，它的尸体能滋养海洋万物几十年。苏联这艘巨轮如果沉没，它的技术、人才、资源，就是我们能捡到的‘养分’。”

“胡说八道！”一位经历过冷战的老领导拍案而起，“苏联是超级大国，怎么可能说倒就倒？你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我不是盼着谁倒，是看清了趋势。”周凯平静地说，“苏共的一党执政已经松动，经济改革失败，民族矛盾激化，颓势已经挡不住了。我们不做趁火打劫的事，但必须提前准备——等他们的专家、技术流出来时，我们要有能力接得住。”

争论持续了很久，最终中央同意了他的“观察计划”：由外贸部牵头，以“民间贸易”的名义与苏联军方、科研单位接触，不涉及敏感领域，只做信息收集和关系铺垫。

1989年的冬天，苏联的寒风比往年更冷。中国驻莫斯科的贸易代表处里，工作人员第一次接到了苏联某军工研究所的电话，对方用生硬的中文问：“你们……收不收二手的航空发动机图纸？可以便宜。”

消息传到南方，周凯正在查看大学生扩招的录取名单。他看着那些年轻的名字，又望向北方的方向，轻轻叹了口气。

日本的泡沫即将破裂，苏联的巨轮正在下沉，而中国，一边在疯狂吸收技术养分，一边在培养未来的人才。这一年，既是危机四伏的“最后一年”，也是埋下希望的关键一年。

窗外的榕树落下最后一片叶子，周凯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但他已经准备好了伞——那些买断的专利，那些扩招的学生，那些提前埋下的伏笔，终将在风雨过后，支撑起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而他要做的，就是站在潮头，稳稳地掌好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