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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章 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中的监管成就与问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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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2年深秋的市档案馆,阳光透过高窗斜切进来,在积灰的档案柜上划出道道亮痕。林薇踩着木楼梯上来时,鞋跟敲在台阶上的声响惊飞了梁上的麻雀——她怀里抱着个沉甸甸的纸箱,里面是刚从库房翻出的“宝贝”:2001年的市场主体登记本、2008年的反垄断案件卷宗、2010年的消费者投诉台账,纸页边缘卷曲发黄,却像一串能敲出时代声响的铜铃。

“这是2001年的全市市场主体名录,”她抽出最底下的蓝色封皮本子,指尖抚过第一页的统计数字,“当时全市才3.2万户,私营企业占比不到三成,外资企业更稀罕,就127家,大多挤在开发区那片小地方。”本子里夹着张褪色的照片,穿西装的外资企业代表站在破土动工的工地前,身后的推土机还印着“MadeJapan”。

赵刚凑过来,手里举着份2012年的电子报表,屏幕上的数字亮得有些刺眼:“现在12.8万户了,私营企业占七成,外资企业1923家,连咱们老区的文创园里都有韩国设计师开的工作室。”他点开一张对比图,左边是2001年的农贸市场,水泥台面上摆着沾泥的萝卜,商贩蹲在地上用杆秤称重量;右边是2012年的生鲜超市,电子屏滚动着“有机蔬菜检测合格”的公示,扫码就能看溯源记录。

“最神的是投诉解决率,”林薇翻出2001年的投诉台账,每页都有红笔写的“未解决”,“那年头处理投诉全靠‘嘴皮子’,商家耍无赖就没辙——你看这起‘假种子’投诉,农户闹了半年,最后只能自认倒霉。”她又抽出2012年的数字化台账,绿色的“已办结”占了满满一页,“现在不一样了,上周王大爷买的电饭煲坏了,商家不给退,他打投诉,当天下午就有人带着检测员上门,第三天就换新的了。这十年,解决率从65%涨到92%,可不是数字变变那么简单。”

正说着,档案室的老主任抱着个铁皮盒进来,哗啦倒出一堆徽章:“你们要的反垄断案件材料,都在这儿了。”最上面的徽章印着“2008年第一案”,翻开看,里面贴着当时的报纸剪报,标题加粗写着“罚款1.2亿”——那是《反垄断法》实施后,全市查处的第一起大案。

“这案子当时震动不小,”赵刚回忆道,“那家企业仗着市场份额大,逼着经销商必须同时进他们的奶粉和辅食,不然就断货。我们查了三个多月,光取证材料就装了二十箱。最后不光罚了款,还逼着他们改了规矩——现在超市里奶粉品牌多了去,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他数了数铁皮盒里的卷宗,“十年下来,大大小小查了37起,挽回损失超2亿——这钱可不是进了国库,是退给被坑的经销商和消费者了。”

老主任突然指着窗外:“你们看楼下,那片新修的菜市场,十年前可不是这样。”

林薇和赵刚探出头,正撞见穿蓝马甲的工作人员在给商户换“诚信计量示范岗”的牌子,电子公平秤旁围着几个老太太,举着手机扫上面的二维码。“2001年我刚上班时,菜市场里全是‘鬼秤’,”林薇笑着说,“市民买菜都自带弹簧秤,跟商贩斗智斗勇。有次我妈买了二斤虾,回家称只剩一斤六两,回头去找,人家早收摊了。”

“现在不一样了,”赵刚指着电子屏上滚动的检测数据,“每批菜进来都得查农残,商户的秤三天一校准,谁敢耍花样,牌子当场摘了。上周我看见有个年轻媳妇,买完菜对着秤拍了张照,说‘这是给娃做辅食的,得留个凭证’——你看,老百姓心里踏实了,才会这么较真。”

(二)

办公室的灯亮到后半夜,林薇的调研报告摊在桌上,红笔圈出的“短板”格外扎眼。赵刚捏着眉心进来时,正看见她在“跨境电商监管”那页画了个大大的问号。

“卡住了?”他把热咖啡推过去。

“你看这个,”林薇指着一组数据,“去年查处的跨境假货案里,有三成是‘保税区直发’的——按规定,保税区商品得备案溯源,可现在多个部门各管一段:海关查入境,市场监管查销售,数据没打通,就像隔着堵墙。”她翻出份卷宗,某平台卖的“进口奶粉”,海关那边显示“正品入境”,可市场监管抽到的样品却是国内小厂灌装的——就因为两边的溯源码对不上。

赵刚叹了口气:“前阵子查进口红酒,更憋屈。我们所里的检测仪还是2005年的老款,测不出新出的添加剂,最后只能去酒庄借设备。人家技术员憋着笑说‘你们这仪器,在我们那儿早当废品卖了’。”

林薇的笔在“部门壁垒”四个字上戳了戳:“不光是设备的事。上次处理某连锁餐饮的食品安全问题,光是协调市场监管、卫健、消防就开了五次会——各有各的标准,各有各的流程。商户说‘应付你们一个部门,比挣一个月钱还累’,这话虽然糙,理不糙。”

正说着,小李闯进来,手里攥着份投诉记录,脸涨得通红:“刚接到的,某电商平台用‘刷单’冲销量,我们想调后台数据,平台说‘这是商业机密’——明明知道有问题,却拿不到证据,这监管不就成了‘看得见摸不着’?”

林薇把调研报告翻到“隐性垄断”那页,上面写着:“相较于‘明着的价格同盟’,‘大数据杀熟’‘算法勾结’更隐蔽——某旅游平台针对老用户提价30%,我们查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个性化推荐’,拿算法模型当挡箭牌。”她敲着桌子,“赵局说得对,我们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但‘好不好’还差得远。就像给市场建护栏,以前是有没有护栏的事,现在是护栏够不够结实、够不够灵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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