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8章 “养病”的委员长（1/2）

某个层面上讲，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是人心向背，挡不住的抗日洪流。

徐渊翻到《大公报》的旧评论样稿，上面还有他当时改的一句话：“中国人的枪口，该对着日寇，不是对着同胞。”后来这话被无数人传抄，他知道，这不是自己写得好，是说出了人心。

“九一八”之后，抗日早就成了全民族的共识。事变发生后，重庆的学生举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标语游行，连商会老板都主动捐款支持救亡运动。这种人心，谁都不敢违逆。

张学良和杨虎城敢兵谏，本就不是为了权力，是出于爱国心。徐渊看得明白，他们要的是“逼蒋抗日”，不是“杀蒋夺权”。而中共从“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向，也是看清了这股潮流——只有扛着抗日大旗，才能赢得民心和合法性。

周恩来赴西安谈判时，徐渊收到的密报说，他跟张杨谈话时反复强调“以民族大义为重”。这话不是空话，是摸准了人心。后来张学良执意送蒋回南京，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逼蒋抗日”的目标已经达到，再扣着蒋，就成了“破坏团结”的罪人。

徐渊之前所有的舆论布局，都是在顺应这股人心。他让报馆登绥远抗战将士的家书，登东北军的抗日故事，就是要唤醒更多人的民族意识。有篇报道写绥远士兵临死前喊“打回老家去”，让重庆市民自发捐款支援前线——这种力量，远胜过任何军事威慑。

他始终相信，人心是最无形也最有力的筹码。当“抗日”成了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和平就成了必然——没人愿意做民族的罪人。

徐渊合上最后一份文件，窗外的天已经亮了。炭盆里的火快灭了，就像那段紧张的日子，终于落了幕。

有人说西安事变的和平是侥幸，可徐渊知道，那是各方合力推动的必然。南京内斗，宋孔赢在身家比权力实在；军事僵局，没人输得起；经济账本，撑不起内战；外交棋盘，大国不允许分裂；人心向背，抗日是唯一共识。他不过是在这些合力中，添了自己的一份力——用西南的舆论和实力，给和平多上了几道保险。

蒋先生丢了些权威，却保住了领袖地位；张杨失了自由，却圆了抗日的愿；中共赢了生存空间，也扛起了民族责任。没人是完全的赢家，可整个中华民族，赢了——没在最危险的时候分裂，没让日寇的阴谋得逞。

徐渊拿起笔，在文件扉页写下一行字：“凡顺应民心、合乎大势者，虽百折而终成。”写完，他抬头望向窗外，21兵工厂的汽笛声再次响起，这一次，不再带着戒备的紧张，而是透着几分安定——他知道，更艰苦的抗战还在后面，但至少，中国已经走在了团结的航道上。

徐渊这边自我复盘西安事变的过程和各种动态，那边各方对他的研究和解读也在悄然进行。

时间：1937年1月5日，夜

地点：浙江奉化，溪口镇，武岭学校蒋介石下榻处

三天前的晚上，蒋介石从南京明故宫机场抵达奉化溪口（在武岭学校养伤，遥控西北，通过南京何应钦、戴笠和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构建三角联络网）。

房间内炉火燃得正旺，却驱不散那股渗入骨髓的寒意。蒋介石身披一件深色棉袍，靠坐在宽大的太师椅上，脸色依旧带着几分病后的苍白与憔悴。西安华清池仓皇翻墙时在腰间留下的挫伤，以及那份刻骨铭心的“屈辱”，让他的眉宇间凝结着一层化不开的阴郁。他面前的书桌上，摊开着来自南京、西安的密电，灯光将他瘦削的身影拉长，投在冰冷的地板上，显得孤寂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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