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 武力互助与试探（2/2）

徐渊为岳父重新斟满茶，语气平和但切中要害：“岳父，如今国内派系林立，局势未明。南京的蒋介石，在野还有些实力的共产党，还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刘湘的川军，陈济棠的粤系……各方势力都在发声。不知南洋侨界，尤其是像您这样的领袖人物，对此如何看待？资金和同情的天平，更倾向于哪一边？”

陈济晟身体微微前倾，手指在茶杯边缘轻轻摩挲，沉吟片刻，才缓缓道来。他的分析，清晰地勾勒出1934年前后南洋华人精英复杂而务实的政治光谱。

“南京蒋介石政府，是我们名义上的正统。”陈济晟开门见山，“绝大多数侨领，在情感上和法统上是承认它的。毕竟，它代表着国家的统一形象，是我们与祖国联系的主要官方通道。早期北伐，我们出钱出力，期望甚高。”

但他话锋一转，流露出深深的失望：“然而，近年来，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着实伤了许多爱国侨胞的心。东北沦陷，不思全力收复，反而持续对江西用兵，内战不止，这让我们如何能安心将血汗钱尽数托付？况且，政府内部派系倾轧，官僚腐败盛行，效率低下，我们许多回国投资的项目，往往困难重重，令人心寒。”

“所以，目前的态度是，”陈济晟总结道，“支持其作为中央政府的框架，但对其具体政策和效率持保留态度。捐款和投资变得更有选择性，更倾向于指定用途，如修建铁路、飞机（航空救国），或直接赈灾，而非无条件地注入国库。”

提到江西的“红军”，陈济晟的表情变得极为复杂，甚至带有一丝讳莫如深。

“共产党？苏维埃？”他压低了声音，“在侨界主流，尤其是拥有大量产业和资本的阶层看来，这几乎是‘洪水猛兽’的同义词。他们的主张，均田废债，反对资本家……这直接冲击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报纸上宣传的‘赤祸’，让我们深感不安。”

然而，他也没有完全否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部分年轻侨生、知识分子，受到他们抗日主张的吸引，觉得他们更有血性，敢于直接对日寇亮剑。但这部分人很少，且不敢公开表露。总体上，南洋侨界对红军是恐惧和排斥远大于同情，资助是绝对谈不上的，更多的是警惕他们坐大，会影响国内的商业环境和产权安全。”

对于桂系、粤系、川系等军阀，陈济晟则展现出了商人特有的务实。

“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搞建设，名声不错；陈济棠在广东，与我们地缘最近，联系也最紧密。”他分析道，“对于这些地方实力派，我们的态度更灵活。如果他们主政的地方相对稳定，政策开明，愿意保护侨资，我们便乐于在那里投资，兴办实业，修筑公路。”

“这更像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他直言不讳，“我们资助他们，有时是为了换取某个矿山的开采权，某条航线的垄断，或是一片土地的开发许可。与他们交往，利益纽带清晰，反而比与南京打交道更直接。当然，我们也清楚他们与中央的矛盾，因此会非常小心，避免过度卷入其政治纷争，以免得罪南京。”

最后，陈济晟概括了南洋精英的普遍心态：“总而言之，渊儿，目前的南洋侨界，尤其是掌握资源的上层，对国内各方势力普遍抱有一种深刻的观望态度。我们爱国，希望祖国强大，成为我们的后盾，但现实却让我们不得不更加谨慎。”

“因此，我们的策略是‘分散投资，多方下注’。既维持与南京的官方关系，也与有实力的地方派系保持良好互动。对于共产党……目前是敬而远之。我们期望看到一个能真正领导中国抵御外侮、实现统一和稳定的强大核心力量出现，但在那之前，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在夹缝中寻求对同胞、对自身最有利的选择。”

徐渊静静地听着，岳父的分析与他掌握的情报和自身观察相互印证。他明白了，南洋的力量并非铁板一块，也并非可以轻易动员的资源。要想赢得他们的全力支持，南京政府或者国内任何一方势力，都必须展现出足以令人信服的领导能力、廉洁高效的行政能力，以及坚决抗日的决心与行动。而他自己，或许也能在其中扮演一个独特的桥梁角色。这场谈话，或许能为他未来整合海内外力量对抗日的战略，提供至关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