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分裂的时局（1/2）

时间在沉闷的环境下往前推进，徐渊在做完自己该做的，能做的之后，就再次沉寂下来，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徐公馆里统筹产业，分析从四面八方得来的各类消息。

五卅惨案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引发了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上海首先爆发了工人总罢工、学生总罢课、商人总罢市（“三罢”斗争），随后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南京等近500个城市的人民群众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怒潮。其中，香港和广州的省港大罢工（将持续16个月）是五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沉重打击了英国在华势力。

五卅惨案发生时，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北方是段祺瑞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北洋政府），南方是孙中山去世后由汪精卫、蒋介石等主导的广州国民政府（革命政权）。两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性质，对五卅惨案的反应与措施存在显着差异。

北洋政府本质上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军阀政权，其反应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和被动性。

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迫于全国反帝浪潮的压力，不得不作出回应。外交部于6月1日向英、日等国驻华公使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撤退驻沪英兵”等；派专员到上海调查事件，并与列强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如收回领事裁判权、租界管理权等）。

但北洋政府的根本目的是维持自身统治，惧怕群众运动威胁其利益。一方面谴责群众“过激行为”，下令各地“禁止游行示威”，防止运动扩大；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暗中妥协，交涉中缺乏坚定立场，最终在列强的拖延和压力下，未能实现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核心诉求。

当下的广州国民政府是具有革命性质的政权，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其反应更为积极坚决。

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暴行，支持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号召全国人民团结反帝；组织群众集会、游行，发动广东各界捐款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形成南北呼应的反帝声势。

为支援五卅运动，广州国民政府积极支持香港和广州工人举行省港大罢工（1925年6月至开始）。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领导，组织工人封锁香港，断绝交通和贸易，使香港一度陷入瘫痪，沉重打击了英国在华经济利益；国民政府为罢工提供政治支持和部分物资援助，将群众运动与革命政权的反帝目标相结合。

国民政府将五卅惨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军阀统治的革命纲领相结合，进一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吸引了更多进步力量支持革命，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两者的差异，深刻反映了当下不同政治力量在民族危机面前的立场分野。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政权必然妥协，而以人民利益为目标的革命政权才能真正领导反帝斗争。

五卅运动打破了辛亥革命后长期的沉闷局面，空前唤醒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意识，让更多人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是民族灾难的根源，推动了民众对革命的认同。

五卅惨案打破了部分人对“列强文明”的幻想，“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成为全社会（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诉求，抵制外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如抵制英货、日货的商户数量较1924年增长3倍）。

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民众参与意识觉醒，进步报刊（如《向导》《中国青年》）发行量激增，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书籍在学生和工人中普及；农民运动开始萌芽（如广东海陆丰农民协会成立），标志着革命力量从城市向农村延伸。

与此同时，五卅运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共产国际和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纷纷声援中国人民的斗争。列强面对持续压力，与北洋政府达成部分表面妥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同意“抚恤死者家属”“解雇部分肇事巡捕”“增加工人工资”（如日资纱厂工人工资提高5%-12%）；但对“收回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等核心诉求坚决拒绝，甚至通过增兵上海、操控舆论等方式压制反帝运动，暴露其殖民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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