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7章 雨季抉择(1/2)
第一百四十七章 雨季抉择
崇祯十八年四月十五,雨季的前锋抵达新杭州。
不是淅淅沥沥的春雨,是太平洋季风裹挟的瓢泼大雨。雨幕如帘,将天地连成灰蒙蒙的一片。海面上白浪滔天,荷兰舰队不得不再次后撤三十里下锚——这种天气,火炮无法瞄准,帆船难以操控。
但对望海城而言,雨水既是恩赐,也是诅咒。
“快!接雨水!”潘云鹤在城墙上嘶吼。士兵们将一切能用的容器摆在露天:木桶、陶瓮、锅碗瓢盆。雨水沿着屋檐哗哗流淌,汇入新挖的蓄水池。干裂的嘴唇终于能沾到清水,但代价是——城墙在雨水中开始软化。
“陛下,西南段城墙出现裂缝!”沐天波浑身湿透地冲进临时行宫,“土坯墙最怕这种连阴雨,再下三天,那段墙必塌!”
崇祯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白茫茫的雨幕。行宫其实是座加固过的木楼,此刻屋顶也在漏雨,地上摆着七八个接水的盆。
“能修补吗?”
“需要干土和石灰,但眼下……”沐天波苦笑,“泥土都成泥浆了,石灰窑也点不着火。”
“用木料加固。”崇祯转身,“拆城内空屋的房梁、门板,所有能用的木料,全部运上城墙。告诉将士们——墙在人在,墙塌了,就用血肉堵。”
命令传达下去,城内响起拆屋的声响。百姓默默看着自家门板被卸走,梁柱被抬走,没人抗议——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城墙一破,谁都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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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刻,港外二十里,荷兰旗舰“奥兰治亲王号”也在与天气搏斗。
范·迪门脸色铁青地看着航海图。这场雨打乱了他所有计划:登陆作战无法展开,舰队无法靠近炮击,更糟糕的是——补给船队延误了。
“总督阁下,”副官小心翼翼,“存粮只够支撑十五天。如果雨再下十天……”
“那就冒雨进攻!”范·迪门一拳砸在桌上,“明天,组织敢死队,乘小艇登陆。只要能在城墙下站稳脚跟,后续部队就能跟进。”
“可是这种天气,小艇恐怕……”
“没有可是!”范·迪门咆哮,“西班牙人已经三天没传来消息了,我怀疑他们私下与中国人达成了什么协议。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攻破城墙!”
他怀疑得没错。就在三十里外的西班牙营地,指挥官唐·胡安·德·萨尔塞多正在读一封信——是郑芝龙派人冒雨送来的。
信很简短:
“红石山矿图副本,换粮食八百石、火药百桶。另,荷兰人三日内必强攻,阁下若按兵不动,战后矿图奉上。”
落款是一枚鲜红的指印,旁边画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郑芝龙的标记。
“狡猾的中国海盗。”萨尔塞多冷笑,但手指在矿图字样上摩挲良久。西班牙王室对远东的矿产资源垂涎已久,如果他能带回红石山的详细矿图……
“传令:各部加强警戒,但未得我命令,不得擅自进攻。”他最终决定,“让荷兰人去啃硬骨头吧。等他们和中国人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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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夜,望海城军工作坊内却热火朝天。
朱允熥赤着上身,和工匠们一起推着鼓风机。炉火在雨夜中显得格外明亮,铁水在坩埚里翻滚。墙上挂着十几张新绘制的图纸——不是星舰图纸,是改良的城防炮和燧发枪。
“郡王,这‘子母铳’的闭气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老工匠抹了把汗,“铳管一热,子铳就卡死,退不出来。”
朱允熥凑到灯下,仔细查看图纸。这其实是一种原始的后装枪思路:将弹药预装在“子铳”(相当于弹膛)里,战时插入“母铳”(枪管)发射。理论上能提高射速,但气密性是个难题。
“加一道铜箍。”他蘸着炭灰在图上画,“子铳外壁车螺纹,母铳内壁也车。旋进去,靠螺纹密封。”
“螺纹?”工匠们面面相觑,“那得多精细的车工?咱们现在……”
“车不出来就铣。”朱允熥指向角落一台机器——那是汤若望留下的遗产,一台人力驱动的简易铣床,“用这个,慢慢磨。先做五支试验,成了再量产。”
他走到窗边,望着雨幕中隐约可见的红石山轮廓。三百年来,靖海军积累了无数技术设想,但受限于工匠水平和材料,大多停留在图纸阶段。而现在,有了红石山的矿,有了郑芝龙从南洋搞来的西洋工具,有了生死存亡的压力……
也许真能做出点什么。
“郡王,”一个年轻工匠忽然问,“您说……咱们能守住吗?”
作坊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朱允熥。这个建文遗孤,这个带来神秘技术的郡王,在普通工匠眼中近乎半神。
朱允熥沉默良久。他想起祖父临终前的话:“允熥啊,咱们这一脉守了三百年,等的就是汉家再出英主。若等到了,拼死也要辅佐;若等不到……那就把该传的东西传下去,等下一个三百年。”
现在,英主就在城里。虽然这个皇帝有时候会相信“飞天”那种荒诞念头,但确实在绝境中带着两万人活了下来,还在海外扎下了根。
“能。”朱允熥最终说,“因为咱们汉家人有个毛病——”
他转身,看着那些疲惫但眼中仍有光的工匠:
“越是绝境,越能折腾出新玩意儿。当年蒙古人打来,咱们折腾出火铳;倭寇骚扰,咱们折腾出水师;现在红毛鬼围城,咱们就折腾出更利的枪炮。只要这毛病不改,咱们……就亡不了。”
这话说得糙,但工匠们都笑了。是啊,折腾——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炉火噼啪,雨声淅沥,而新的枪械,正在这绝境中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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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雨势稍歇。
郑芝龙终于等到了他要的消息。一艘破烂的渔船趁着晨雾靠岸,船上是两个渔夫打扮的汉子——但其中一人摘下斗笠时,郑成功险些叫出声。
是郑家旧部施福,郑芝龙的族弟,原厦门水师副将。
“大哥!”施福跪地痛哭,“一官……一官在台湾快撑不住了!”
郑芝龙一把拉起他:“说清楚!”
施福抹了把脸,从怀中掏出一封被油布层层包裹的信。信纸潮湿发皱,字迹却力透纸背——是郑成功的亲笔:
“父亲大人膝下:儿自去岁七月渡台,收拢旧部四千,据热兰遮城(注:今台南安平古堡)抗清。今已八月,击退清军三次来犯,毙敌千余。然粮弹将尽,疫病横行,所部能战者已不足两千。”
“荷兰人趁火打劫,以战船封锁台海,阻我补给。西班牙人据鸡笼(注:今基隆),亦虎视眈眈。儿今如困兽,唯凭血勇死守。”
“闻父亲已奉陛下至新杭州,儿心稍安。若有可能,乞派船队南下,或可于澎湖会师。纵不能救,儿愿见父亲最后一面,死亦无憾。”
“不孝儿森,顿首再拜。”
信末日期是三月二十——正好一个月前。
郑芝龙握着信纸的手在颤抖。他想象着儿子在台湾孤军奋战的样子:缺粮少弹,四面皆敌,却还要守着那座破城,守着大明在海外最后一面旗帜。
“施福,台湾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清军从福建调了五十条战船,一万绿营兵,由施琅统领,专剿一官。”施福咬牙切齿,“荷兰人假装中立,实则暗中给清军提供火炮;西班牙人占了北边,想等我们两败俱伤捡便宜。一官他……他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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