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章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二（四）（2/2）

弟于厘务力求整顿，实是出于不得已。至于扰累商民，大拂公论，则弟也不敢出此下策。所虑卡员奉行不善，流弊日多，来函欲派大员坐局，聚精会神，顷已派范泰衡赴江西，敬求您随事训导，对于卡员劣迹，一有所闻，即告知范泰衡惩办追究。这是台端所以惠爱商民，也是所以匡助鄙人。

漕粮改征本色一案，尊疏中“限以成例，官无可赔；准其实销，费无从出”四语，最为切中要害之论。连日与黄冕熟商，天津采买商米，毫无把握，有米时二三两可售一石，无米时十余两不能觅一石，欲求大宗数十万石，则断不可得。必须由东南疆臣运解，才可不误要需。弟因此拟一疏稿，将漕船、屯丁等大政一并陈请更张。现将拙稿抄呈台览，拟于日内拜发。此议若行，则江西拟解漕折银若干进京，均可改为米石。如拟解四十万两银，则可改为十万石米；拟解二十万两银，则可解五万石米。每石运到天津，统计不过四两一钱，弟疏中称四两九钱，是从宽估算。尊疏所复者，是复户部与麒庆、丁宝桢等之议，其户部与崇厚、华祝三之议，阁下尚未复奏，可否于复奏时，即照鄙议内容附议同奏？

复李少荃中丞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日

李秀成、李世贤皆赴苏州，黄文金自青阳退后，已回湖州，恐其归并苏州所属，则尊处愈形吃重。望坚嘱前敌诸军，只图自守，不求进取。如其汛地太多，守兵太少，则攻苏州之兵也未尝不可暂行撤退。《左传》称：“作战，靠的是勇气。”而以“敌人士气衰竭，我军士气充盈”为决胜之机。贵部交战无虚日，捷报不绝于书，恐怕也将近再衰三竭之时，而贼军处于屡挫之余，积愤难遏，不可不加意戒慎。国藩败挫多年，谨慎至极以致生怯，常恐一处失利，全局瓦解，心所谓危，不敢不告。闻贵处各统领骄气日深，士卒骚扰日甚，声望远逊于去年，而程学启、李鹤章与潘鼎新观察尤为人所诟病。不知是传闻失实，抑或微有端倪？尚祈悉心体察，反复申诫，保全美誉。至幸，至幸！

黄翼升久不赴淮，在上海又不得力，杨岳斌、彭玉麟两帅均大不以为然。顷将两处来信抄示与他。已檄令黄翼升即日赴淮，再迟不能不参劾，幸能体谅我之苦衷。潘鼎新部战守远胜于刘秉璋部，国藩久已知之，即刘秉璋也较胜于黄翼升，然而统领十营，则均不甚称职，再增添更多船只，尤无必要。近日尊处与舍弟添募甚多，鄙人殊以统领者不能称职地管辖众多兵力为虑。我本性拘谨，每见好高骛远便生疑虑罢了。

白齐文再次投诚，从此汉人畏惧洋兵之事，或可稍息。沈葆桢告病，此间两函挽留，温诏也必慰留，当不致决然离去。顺问台安。

复左制军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来函所示“揣度贼军必至之处，贼刚到达就迅速攻击，不宜过于迟疑”，正中此间诸军之弊。就如青阳于二十七日解围后，乘胜锐进石埭、太平，古隆贤、赖文鸿诸逆实际并无固守之志。然而江忠义、席宝田以病卒太多，苦求休息；朱品隆以病重求假归乡；李榕、喻吉三以孤军人少，不能独当一路；席宝田又以与江忠义龃龉，引疾请辞，因此迁延，至今未进。石埭离青阳仅八十里，纵敌长达一月，而六安、颍州、固始、安庆诸军，其情形略与此相类。军兴日久，诸将视贼如先世欠下的旧债，能偿还固然好，欠着也不坏，催之不动，责之不畏，以敝部看来，殆无可以平定贼寇之理。上海一军较敝处锐气稍胜，然而闻骄矜之气特盛，扰民也习以为常。顷以一信规劝李鸿章，未知能否整顿。贵部徽州、祁门刘典、王文瑞两军，其风气远胜过敝处，不知蒋益澧、魏喻义诸队又复如何？江忠义、席宝田、李榕、朱品隆辈本应以由旌德进剿广德为不易之理，近观其气象散漫，行止迟疑，恐缓急不能应手，已与江忠义商定：石埭、太平克复后，江忠义军回扎石门、洋塘一带，以保江西藩篱。席宝田军或驻建德，或驻枧田街，已函商沈葆桢巡抚，待其回复再定。并非弟有意搁置广德，不愿与浙江官军会师，而是深入恐难期有功，则不如退守饶州、景德镇，保全江西更为妥当。尊处兵力本单薄，规取杭州、绍兴，万难再顾及江西、安徽，然而饶州、广德、徽州，处处关系贵军粮路，刘典、王文瑞二军仍望在此三府附近周旋，此所以惠及江西、安徽，也即所以保全浙省疆土。敝部所调度者，不特江忠义、席宝田保饶州，即朱品隆、李榕、喻吉三三军也皆可往徽州可往饶州，决不打算由池州、宣城一意进取了。

闻京师粮仓需米至急，弟顷议复户部崇厚筹备京米一折，抄咨尊处，如有不妥之处，祈指示。浙江今年是否可办米若干石？若照上海商捐之例，则明春举办尚不为迟，若浙江之力不能，则上海当竭力图之。

致严渭春中丞 同治二年九月十四日

弟于二十二日复奏户部议崇厚盐漕一案，现将奏稿抄咨送达。闻京师粮仓需米至急，吾辈身为三江两湖之疆吏，在今日犹可勉筹一二之时，只因部定米价仅一两三钱，而外间运米一石所费在三倍以上，故虽以阁下之公忠体国，也不能不因此缩手；即沈葆桢中丞之贤，也因此而不敢办米。弟将窒碍情形一一说出，请特旨准其报销，则外省无赔累之苦。至于由湖北至镇江，由镇江渡海汊至上海，本不容易，弟设法帮同递运，若沙船能至镇江受兑，则湖北船只尽可解至镇江，并非难事。承平之世，两江总督本有护送漕船之责，弟之设法递运，也属分内之事，不敢包揽，也不敢推诿。天下虽大，如湖北之富强足以自立者，能有几省？如阁下与官文总督之力顾大局，忧国如家者，能有几人？若湖北不能解米，虽然谕旨勉强批准，终究有失朝廷之望。望台端与官文总督熟商，筹解京米若干万石。户部议崇厚之折，二公本应复奏，弟此折必有寄谕到湖北，也应复奏，尽可归并一疏奏上。闻湖北漕折银应解京者不足二十万两，即全数办米，不满五万石。合米价、运脚统算到天津不过四两一钱可办一石，弟折中每石四两九钱，是于格外从宽打算。若能劝捐商米数万，凑成十万八万，则妙极。先此奉商，即日再当函商官文总督。敝折中有不妥之处，求指示为荷！

致官中堂 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京仓需米至急，弟昨二十二日复奏户部崇厚筹米一案，业经咨达左右，是否有当，伏乞指示。以湖北历年之力顾大局，阁下平日之公忠体国，纵使鄂省不解京米，圣主必不见责，然而究竟稍失朝廷之望，且非老兄忠荩之本怀。户部议崇厚之折，阁下例应复奏，弟此疏亦必有寄谕到鄂，尊处似可并案复陈。湖北应解之漕折银闻不足二十万两，严树森巡抚疏中言部拨十五万两，若改解本色米，则不满四万石了。连米价、运费合计四两一石可以运到天津，弟疏中称四两九钱，是宽打地步了。必须筹捐数万石，凑成十万或八万石，才与鄂中平日之魄力相称。待尊处办有头绪，弟当设法代为递运。盖因承平之世，两江总督本有催运湖北漕粮之责，是分内事。

淮盐运销湖北，拟在汉口设立督销局，派厉云官、盛康、黄冕、杜文澜总办，郑荣封随办，不裁减公费，不减扣厘金，不禁止邻省私盐，总期无损于湖北饷源，而有益于淮盐。待章程粗定，再行详商。

复李希庵中丞 同治二年十月初二日

闻贵恙日益增剧，惶恐忧悸，也不愿以军中琐务相告。兹于十月初一日李星泰来，云得见台端，并无增剧之说，饭量尚如去年，稍慰鄙怀。

此间近况平安。舍弟在雨花台将城外东南各贼垒攻破将尽，接济渐渐可断。青阳也于二十七日解围。临淮虽急，近得富明阿带四千人、李世忠五千人往助，足以自存。唯蒙城粮尽援绝，决难侥幸保全。蒋凝学、毛有铭、周宽世诸军分守六安、霍山、颍州境内，当无其他忧患。成武臣被参劾之后，牢骚怠慢，不再约束兵勇，以致固始官民大有怨言。他请病假回籍，未便批准，专待金逸亭来此，调停补救。计贵部将领在此者，萧庆衍、周宽世、朱南桂、唐义训，公私尚算顺遂；蒋凝学、毛有铭则以饷项太绌为苦，尚无其他失意之处；成武臣则此前功绩最多，近来名望最劣，事机也最不顺。然而鄙人当设法疏通，阁下安心养疾，切不可稍劳挂念。

复左制军 同治二年十月十六日

古隆贤投诚，收复石埭、太平、旌德三城，宁国县之贼不击自退，高淳、建平之贼也以投诚收复，东坝则半降半剿，夺下此一要隘，广德郑姓贼酋也有献城之说，气机颇为顺遂。只是群凶皆未就戮，遣散也复无多，终究非彻底解决之道。现将各城分派守兵，另牍咨达尊处。广德及宁国县皆应有重兵驻守，可惜力量不足，广德仅拟派洪容海防守，宁国县则竟无防兵，尚不能与雄师会合。舍弟锐意图合围攻金陵，然而闻城中米粮尚足，贼气尚固，似须苏州、杭州全克，各路云集，才可徐图。

蒙城又得以解围，殊非意料所及。苗逆逼迫胁从各圩，因诛求太酷，群起叛变。李世忠也发愤以剿苗为己任，僧格林沁亲王也统师南伐，淮上局势或不至决裂。

淮南盐务，近来也稍稍整理，先办江西一岸，次及湖北一岸。淮盐行销湖北，竟不能不听从湖北方面抽取厘金，盖因如杨岳斌全军，李续宜所部四军皆食湖北之饷而剿江西之贼，皆取给于厘金于盐课。今夺回淮南之引地，堵截四川、广东之私盐，彼骤然失去百余万之厘金，起而力争，是情理之事，也是形势使然。故决定行销淮盐而仍缴纳湖北厘金，加重邻私税厘而不严禁其侵销淮盐地界，尚不知果有裨益否。景德镇、河口之厘金日旺，是由于公委任得人之故，自无疑义。但以二处之旺，推测他处之衰是由于被侵占，弟却无此疑团，即便阁下自恐有侵占之嫌，弟也完全不记得此事。

沈葆桢于初三日接印复位。广东高州之贼闻已歼灭，东南之事其果有望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