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4章 降噪合金的启示(2/2)
陈大娘看着手里的三块钱,又看看沈雪梅,突然又哭了:“我不是要钱……我是没人了……老伴走了,我一个人怎么活啊……”
沈雪梅的眼圈也红了。她扶起陈大娘:“大娘,陈师傅是工伤吗?”
“不是,是病。”
“那厂里有抚恤金吗?”
“说有,但不多。就三个月的工资。”
沈雪梅想了想:“这样,我以医院的名义,向厂工会申请,给陈师傅申请困难补助。再组织职工捐款,能帮一点是一点。您看行吗?”
陈大娘哭着点头。
人群渐渐散了。沈雪梅回到办公室,老王跟进来,竖起大拇指:“沈院长,您今天这番话说得,在理,在情。我服了。”
“在理在情,不如在制度。”沈雪梅坐下,拿起笔,“这次的事暴露一个问题:慢性病患者的管理。光看病开药不行,得有人管,有人督促,有人教育。我想在厂医院设个‘慢病管理科’,专门管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定期随访,定期检查,定期教育。你觉着呢?”
“好是好,可人手呢?钱呢?”
“人手,先从现有医生里抽,轮流值班。钱,我想办法。”沈雪梅在纸上写写画画,“这次的事,虽然过去了,但教训要记住。改革不能只改收费,更要改服务。服务好了,患者满意了,改革才能推下去。”
窗外,天阴了,又飘起了雪花。这个冬天,还很长。
深圳,刘天华的芯片公司。
成品率提到了28%,虽然还是低,但已经是巨大进步。刘天华很高兴,请工程师们吃饭。饭桌上,大家互相敬酒,说着豪言壮语。
“照这个速度,再过三个月,成品率能到40%!”
“40%就赚钱了!日本人的芯片卖十块,咱们卖八块,抢他市场!”
“对!抢他市场!”
刘天华也喝得有点多,脸红红的,眼里有光。他想起了十年前,在东北的工厂里,和齐铁军一起拆东德机床的日子。那时候,他们连数控系统是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他们能做芯片了。
手机响了。是秘书小陈,声音有点抖:“刘总,有您的快递,日本来的。”
“日本来的?”刘天华一愣,“谁寄的?”
“不知道,信封上全是日文。我拆开看了,是……是律师函。”
刘天华的酒醒了一半。他回到公司,拆开快递。果然是律师函,日本东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发的,代表“日本半导体技术协会”,指控刘天华的公司侵犯了他们的三项专利。
专利号、专利名称、专利内容,写得清清楚楚。刘天华看不懂日文,但附的中文翻译很明白:他做的液晶驱动芯片,使用的制造工艺,侵犯了日本企业的专利。
“咱们侵权了?”刘天华问总工程师老吴。
老吴拿着律师函,看了半天,脸色越来越白。
“可能……可能真的侵权了。”老吴说,“咱们的工艺,是从台湾工程师那儿学的。台湾工程师,是从日本公司跳槽过来的。他带来的技术,很可能是日本公司的专利。”
“那怎么办?”
“要么给专利费,要么改工艺。”老吴说,“给专利费,成本就上去了,咱们的价格优势就没了。改工艺,得重新研发,少说半年,成品率还得重新爬坡。”
刘天华瘫在椅子上。半年,他等不起。市场不等人,客户不等人。他好不容易打开了局面,有了订单,有了希望,一纸律师函,全完了。
“刘总,还有个更麻烦的,”小陈小声说,“律师函上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侵权,不赔偿损失,他们就在中国法院起诉我们。而且,他们已经通知了海关,如果我们出口侵权产品,海关可以查扣。”
刘天华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专利战,他听过,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狠。
“日本人怎么知道咱们侵权了?”
“可能是台湾工程师……”老吴说,“也可能是咱们的产品流入市场,被他们发现了。芯片这东西,一分析,就知道用的什么工艺。”
刘天华沉默了。他看着桌上那几片小小的芯片,指甲盖大小,却凝聚了他全部的心血。三百多万的投入,三个月的努力,几十号人的日夜奋战,就换来这个?
不,他不甘心。
“老吴,”他抬起头,“如果咱们改工艺,绕开这些专利,有可能吗?”
“有是有,但难。”老吴说,“专利这东西,就像一个笼子。日本人在关键路径上布满了专利,你要绕过去,得走很远的路,可能绕到最后,发现成本更高,性能更差。”
“那如果咱们自己研发新工艺呢?”
“那更难。咱们的工程师,做工艺优化还行,做全新工艺,没那个能力。而且研发投入巨大,时间漫长,咱们等不起。”
刘天华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踱步。窗外,深圳的夜景璀璨,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这座城市,每天都在创造奇迹。但他现在,觉得这奇迹离他那么远。
“先别声张,”他说,“稳住工程师,继续生产。专利的事,我来想办法。”
他能想什么办法?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不能坐以待毙。
他想起了齐铁军。齐铁军在德国,跟德国人谈判,引进技术,也遇到过专利问题。他是怎么解决的?
刘天华拿起电话,拨了长春的号码。
齐铁军接到国防科工委的邀请函时,正在为专利的事发愁。汉斯·施密特的信像一块石头,压在他心里。一年零十个月,要完成技术消化并启动改进,时间太紧,压力太大。
邀请函是红色的,很正式。邀请他参加“军转民技术对接会”,地点在北京。会议的目的是推动军用技术向民用转化,促进军民结合。
齐铁军本来不想去。厂里的事太多,改进小组刚成立,陆文婷那边进展缓慢,德国专家那边沟通不畅,他走不开。
但邀请函
清单上列了几十项可转化的军用技术,其中一项引起了他的注意:“潜艇螺旋桨降噪合金及制造工艺”。
潜艇螺旋桨降噪?
他想起了陆文婷父亲的笔记,想起了那些关于叶片振动和噪音控制的记录。如果能把这项技术用在汽车发动机上,降低发动机噪音,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卖点。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项中国自主研发的技术,不受德国专利限制。如果引进成功,他们就有了自己的“独门秘籍”,可以在专利到期后,快速推出改进型。
齐铁军决定去。
会议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宾馆举行。会场不大,人也不多,但气氛很严肃。参会的有军方代表,有军工企业,也有像齐铁军这样的民用企业代表。
技术介绍开始。一项项军用技术被展示:航空材料、雷达技术、通信技术、导航技术……齐铁军听得认真,但心里想的是那项降噪合金。
轮到这项技术了。介绍人是海军某研究所的王工程师,五十多岁,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慢条斯理。
“这项技术,我们研究了十五年。”王工打开投影仪,屏幕上出现一张复杂的图表,“潜艇螺旋桨,在水下高速旋转,会产生空泡,空泡破裂产生噪音。这个噪音,是潜艇被发现的元凶。我们的任务,就是降低这个噪音。”
他详细讲解了合金的配方、熔炼工艺、热处理工艺、加工工艺。齐铁军虽然不完全懂,但能听出其中的门道:这是一种高强度的铜合金,通过特殊的微观结构设计,改变了材料的振动特性,从而降低了噪音。
“这项技术,我们申请了专利,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王工说,“现在,我们希望这项技术能在民用领域发挥作用。比如,大型船舶的螺旋桨,水轮机的叶片,甚至……风扇的叶片。”
会场里有人笑了。王工也笑了:“别笑,真的。我们做过试验,用这种合金做的风扇叶片,噪音能降低5分贝。5分贝,对潜艇来说,是生死之别。对老百姓来说,是睡个好觉。”
齐铁军举起手:“王工,这项技术,可以用在汽车发动机上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
“汽车发动机?”王工想了想,“原理上可以。发动机的噪音,主要来自机械振动。如果能把这种合金用在关键部件上,比如曲轴、连杆、活塞,应该能降低噪音。但具体效果,需要试验。”
“如果我想引进这项技术,需要什么条件?”
“条件不高,”王工说,“但有个要求:必须用于国产汽车。我们这项技术,是为了提升国产装备的水平。如果用来给外国车配套,那不行。”
“我就是做国产车的。”齐铁军说,“我们在长春,和德国合作生产发动机。但我想做自己的发动机,用中国的技术。”
王工看着他,看了很久。“你有这个心,很好。但我要提醒你,军用技术转民用,不容易。成本高,工艺复杂,质量控制严格。你确定要?”
“我确定。”
散会后,齐铁军找到王工,详细聊了聊。王工很热情,答应提供技术资料,派技术员指导,甚至可以把一些非核心的工艺直接转让。
“但有个问题,”王工说,“这种合金需要专门的熔炼设备,热处理设备。你们有吗?”
“没有,”齐铁军如实说,“但我们可以建。”
“那要投资,不小。”
“投资不怕,只要技术有前景。”
王工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份资料:“这是合金的基本资料,你先看看。如果觉得可行,咱们再谈细节。”
齐铁军接过资料,沉甸甸的。他翻开,第一页是合金的性能参数: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疲劳极限……每一项都远远超过现有的发动机材料。
他的心怦怦直跳。如果这种合金真的能用,那他们的发动机,将在噪音、振动、寿命等方面,全面超越德国原装。
但问题也显而易见:成本。这种合金的主要成分是铜、镍、锰,都是贵金属。初步估算,用这种合金做发动机,成本要增加30%以上。
30%,在汽车行业,是致命的。消费者不会为降低一点噪音,多花30%的钱。
除非,能把成本降下来。
怎么降?优化配方?改进工艺?规模化生产?还是……找更便宜的材料替代?
齐铁军不知道。但他知道,这是一条路。一条绕开德国专利,自主创新的路。
他收好资料,走出宾馆。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但在他眼里,却透着光。
回到长春,他连夜召开改进小组会议。陆文婷、几个年轻技术员,还有从德国请来的材料专家施密特博士——汉斯的堂弟,专攻材料。
齐铁军把资料摊在桌上:“大家看看这个。”
陆文婷第一个拿起资料。她看得很仔细,越看眼睛越亮。“这种合金的振动阻尼特性,正好针对发动机的主要振动频率。如果用在曲轴上,能大幅降低二阶振动,这是发动机噪音的主要来源。”
“但成本太高,”施密特博士摇头,“铜含量超过60%,镍10%,这太贵了。而且加工困难,需要特种机床。”
“能不能用其他材料替代?”一个年轻技术员问,“比如,用便宜的合金做基体,表面涂覆这种材料?”
“涂层会脱落,”施密特说,“发动机运行中,涂层脱落,后果是灾难性的。”
“那如果只用在关键部位呢?”陆文婷说,“比如,只用在曲轴的主轴承颈上,那是最容易产生振动的地方。用量少,成本增加有限。”
“但效果也会打折扣。”
“有折扣也比没有强。”齐铁军说,“我们先做试验,用这种合金做几个曲轴,装到发动机上,测试效果。如果效果好,再想办法降成本。如果效果不好,那就放弃,不亏。”
“试验要钱,”施密特提醒,“这种合金,一公斤就要几百块。做一个曲轴,要几十公斤。加上加工费,试验费,要几万块。”
“几万块,我们出得起。”齐铁军说,“关键是,要不要做这个试验?”
大家沉默。几万块,对个人来说是巨款,对一个年产值几千万的大厂来说,不算什么。但关键是方向。如果方向错了,几万块就打了水漂。如果方向对了,那带来的价值,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
“我同意做。”陆文婷第一个举手,“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试。不试,永远不知道行不行。”
“我也同意。”年轻技术员小李说。
“我保留意见,”施密特说,“但既然你们决定做,我会尽力提供技术支持。”
“好,”齐铁军拍板,“那就做。文婷,你负责技术,施密特博士协助。钱的事,我来解决。”
散会后,陆文婷留下来,看着齐铁军:“齐工,您是不是压力太大了?专利的事,改进的事,现在又加上合金的事。这么多事,您扛得住吗?”
齐铁军笑了笑:“扛不住也得扛。文婷,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什么?”
“最怕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的汽车工业,还在引进,还在消化,还在追赶。最怕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开的还是外国车,用的还是外国技术。最怕有一天,我们这代人老了,回顾一生,发现我们只是把外国人的东西,在中国又做了一遍。”
陆文婷沉默了。她想起父亲,那个在苏联学成归来,想为中国造飞机发动机,却最终郁郁而终的工程师。父亲最怕的,大概也是这个。
“所以我们得试,”齐铁军说,“试错了,无非是浪费点钱。不试,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窗外,夜深了。厂区的路灯亮着,车间里还有机器声。这个国家,有很多人没睡。他们在实验室,在办公室,在车间,在尝试,在摸索,在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路很难,但有路,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