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日内瓦的晨曦(1/2)
1951年10月10日,瑞士日内瓦。
清晨六点,莱芒湖上还笼罩着一层薄雾,远处的阿尔卑斯山在晨曦中显现出淡紫色的轮廓。苏曼卿站在酒店房间的阳台上,看着这个陌生的欧洲城市缓缓苏醒。她穿着一件素雅的灰色中山装,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虽然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眼神清澈坚定。
这是她抵达日内瓦的第三天,也是国际研讨会开始的前一天。
房间里,沈砚之正在最后一次检查会议文件。桌上摊开的地图标注着从酒店到会场的三条不同路线,每个路口都标明了可能的监视点和应急会合点。作为经历过地下斗争的人,他本能地对陌生环境保持警惕。
“外面很安静。”苏曼卿走回房间,“但能感觉到……有很多眼睛在看着我们。”
她指的是字面意义——作为“零号”网络的核心,她能感知到这座城市里至少有三个宿主节点,都在暗中观察中国代表团的一举一动。一个在酒店对面的建筑里,一个在两条街外的咖啡馆,还有一个在更远处,信号模糊但存在。
“意料之中。”沈砚之合上地图,“美国、苏联、英国,他们肯定都派了宿主作为观察员。但按照协议,会议期间不得使用能力干扰他人,违者将被驱逐。”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筹备阶段坚持加入的条款。经过激烈谈判,最终所有参会方都同意:会议期间,宿主不得使用能力进行情报收集、干扰他人或展示攻击性。这是确保会议公平进行的基础。
“威尔逊教授到了吗?”苏曼卿问。
“昨天晚上到的,住在湖对面的酒店。”沈砚之说,“彼得罗夫院士今天上午到,铃木教授已经到了。根据安排,今天下午会有一个非正式的会前交流,让大家先见个面。”
苏曼卿点点头。她既期待又紧张——期待与其他研究者交流科学发现,紧张于即将面对的压力和博弈。
上午九点,中国代表团在酒店会议室召开最后一次筹备会。除了苏曼卿、沈砚之、陈树仁,还有外交部派来的资深外交官李维民,以及两位助手。
“今天的非正式交流很重要。”李维民说,“虽然不讨论实质问题,但第一印象会影响整个会议的氛围。我们要表现得自信但不傲慢,开放但有原则。”
陈树仁补充:“科学上,我们可以分享青海发现的新数据,这是我们的优势——证明了‘零号’的自然存在性,不是人造武器。但细节要控制,不能透露具体位置和样本成分。”
“安全方面,”沈砚之说,“我已经和瑞士警方协调,会场有严密的安保。但我们自己也要保持警惕。赵卫国同志和其他两位同志会作为工作人员在会场内外巡视。”
赵卫国此刻正在楼下大厅,穿着服务生的制服,但他的军人体态和锐利眼神还是与真正的服务生有所不同。不过按照安排,苏联和美国也会带“特殊工作人员”,大家心照不宣。
下午三点,非正式交流在日内瓦大学的一间小礼堂举行。当苏曼卿走进会场时,能明显感觉到目光的聚焦——好奇的、审视的、怀疑的、友好的,各种目光从不同方向投来。
第一个迎上来的是日本代表铃木教授。他六十多岁,身材矮小,戴着厚厚的眼镜,用略显生硬的中文说:“苏桑,终于见到你了。山田博士经常提起你,她说你是完美的共生体。”
“铃木教授,您好。”苏曼卿礼貌地点头,“山田博士在狱中继续着她的研究,她向您问好。”
铃木的表情有些复杂。山田裕子曾经是他的学生,也是日本“零号”研究的继承人,现在却成了中国的囚犯和合作者。
“她……还好吗?”
“她在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寻找控制网络的方法。”苏曼卿说,“如果成功,对所有宿主都有好处。”
这时,一个高大的美国男子走了过来。他大约五十岁,灰白的头发梳得整齐,穿着得体的西装,典型的学者风度,但眼睛里有一种鹰隼般的锐利。
“詹姆斯·威尔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伸出手,英语流利,但苏曼卿听出了其中的审视意味。
“苏曼卿,银杏社社长。”她用英语回答,握手时感觉到对方手上微微的电流感——威尔逊在试探她体内的“零号”反应。
沈砚之立即上前半步:“沈砚之,中国代表团安全顾问。威尔逊教授,按照协议,会议期间不得使用能力。”
威尔逊收回手,微笑:“抱歉,只是本能反应。作为研究者,见到完美的共生体,难免好奇。”他的目光转向苏曼卿,“苏女士,你的案例确实令人惊叹。我们研究了四年,实验体存活率不到20%,而且都有严重的副作用。而你……看起来完全正常。”
“因为我有信念的支持,有组织的帮助,有同志的陪伴。”苏曼卿平静地说,“‘零号’不是孤立的科学问题,而是涉及人的全面问题。心理健康、社会支持、伦理引导,这些和生物学一样重要。”
威尔逊若有所思地点头:“有趣的观点。我们更多地关注生理机制,你提到了心理和社会因素。这可能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
他们的对话被一个低沉的声音打断:“讨论已经开始了吗?没有等我来?”
说话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苏联人,身材魁梧,穿着深色西装,表情严肃。伊万·彼得罗夫院士,莫斯科国家生物物理研究所的负责人。
“彼得罗夫院士,欢迎。”李维民上前用俄语打招呼,“我们只是在随意交流。”
彼得罗夫的目光扫过在场的人,最后停留在苏曼卿身上:“你就是那个‘女皇’?网络的核心节点?”
这个称呼让苏曼卿皱眉:“我是苏曼卿,银杏社社长。‘女皇’是某些组织的错误称呼,我不认同。”
彼得罗夫哼了一声:“不管叫什么,你的存在是事实。苏联也有宿主,但他们都……不稳定。如果你们有控制方法,应该分享,这是人道主义义务。”
沈砚之插话:“我们愿意分享经验,但前提是相互尊重和平等交流。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施压。”
气氛有些紧张。铃木教授试图缓和:“各位,今天我们只是见面,正式讨论明天才开始。不如先喝点咖啡,轻松地聊聊天?”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代表们三三两两地交谈。苏曼卿和威尔逊讨论了“零号”的神经机制,和彼得罗夫讨论了物理隔离的效果,和铃木讨论了历史渊源。她能感觉到,每个代表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诉求,但至少表面上都保持着学者的礼貌。
下午五点,交流结束。回酒店的路上,苏曼卿在车里闭目养神。沈砚之轻声问:“感觉怎么样?”
“威尔逊教授很理性,但目标明确——他想要我的完整数据。彼得罗夫院士强硬,但可能因为苏联研究遇到瓶颈而焦虑。铃木教授……有些悲伤,像是为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感到愧疚,又为失去研究主导权而不甘。”
“分析得很准。”前排的李维民回头说,“明天的开幕发言,我们要定下基调:中国主张科学合作,但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控制;主张伦理优先,但尊重研究自由;主张宿主权利,但强调社会责任。”
陈树仁补充:“青海的发现是我们的王牌。证明‘零号’是自然现象,不是武器,这能削弱军事研究的正当性。”
车窗外,日内瓦的街道整洁而安静。但苏曼卿能感觉到,在这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涌动。
晚上,苏曼卿在房间里准备第二天的发言。她不仅要作为科学家介绍研究成果,还要作为宿主代表分享个人经验。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众多外国专家面前,坦诚自己的特殊性和脆弱性。
沈砚之敲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别太晚,你需要休息。”
“我在想明天该说什么。”苏曼卿接过牛奶,“如果我说太多个人感受,会不会显得不够科学?如果只说数据,会不会失去说服力?”
沈砚之在她对面坐下:“说真实的你。一个经历过战争、潜伏、重伤、苏醒的共产党员,一个与特殊物质共生但保持人性的中国人。你的故事本身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但有些事不能公开……比如我在军统的潜伏,银杏社的具体能力……”
“说能说的,保留不能说的。”沈砚之说,“外交就像下棋,既要展示实力,也要保留底牌。你只需要让他们知道:中国有完整的研究体系,有成功的案例,有明确的伦理立场。至于细节,让他们去猜。”
苏曼卿点点头。她看着沈砚之,突然问:“砚之,如果这次会议失败了呢?如果各国无法达成共识,‘零号’研究继续各自为政,甚至演变成军备竞赛……”
“那就证明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更要坚持走下去。”沈砚之握住她的手,“曼卿,新中国是在封锁和打压中诞生的,我们习惯了在困难中前进。这次会议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无论结果如何,银杏社会继续存在,中国的研究会继续深入。”
他的坚定给了苏曼卿信心。是的,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他们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组织,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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