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合作（4）（1/2）

三日后，汉东大酒店最大的会议室再次坐满了人。

还是那张长条会议桌，还是那五方人马，但气氛与三天前已截然不同。空气中少了些剑拔弩张的紧张，多了几分务实与期待。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在光洁的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高育良坐在主位，目光平静地扫过每一个人。他注意到许家引今天系了一条深蓝色领带，与三天前的暗红色不同——这或许是个微妙的变化。

陈炳的坐姿也放松了些，不再像之前那样紧绷着肩膀。

余承南面前摆着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架构图。

曾流天则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正在做最后的审阅。

“各位，”高育良开口了，声音温和而清晰，“三天时间过去了，相信大家都认真研究了我们上次讨论的方案。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各方的最终意见。”

他顿了顿，目光首先投向陈炳：“陈董，大康汽车这边，还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

陈炳抬起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面前的文件边缘。三天来，他几乎没怎么合眼。白天召开党委会、董事会，晚上和班子成员一遍遍推演各种可能。作为国企负责人，他太清楚这种重大决策意味着什么——成功了是集体的功劳，失败了却可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但高育良给出的方案，确实在最大限度上平衡了各方利益。大康保留了30%的股份，保住了董事长的位置，国有资产评估也由权威第三方进行。更重要的是，那份方案中还明确写道：“大康汽车现有职工全部转入新公司，工龄连续计算，待遇不低于现有水平。”

这一条，让他终于能够说服那些担忧的老同志。

“高省长，”陈炳开口了，声音带着一丝疲惫，但很坚定，“大康汽车党委会和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这个混改方案符合中枢的精神，也符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我们没有不同意见。”

他说得很平静，但心中却是波涛汹涌。三十年的大康汽车，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到今天，经历了无数次改革，但这一次可能是最深刻的——从一家纯国有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打破许多固有的思维和习惯，意味着要与民营企业、科技公司深度融合。

他想起昨晚和老书记通电话时，那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领导说：“陈炳啊，改革就是要敢闯敢试。当年我们搞大康的时候，不也是从零开始吗？只要对职工好，对企业好，对神州国好，就大胆去干！”

那些话，给了他最后的勇气。

高育良点点头，目光转向高东辉：“东辉主任，国资委这边呢？”

高东辉摘下眼镜，用绒布仔细擦拭着镜片。这个动作他做了许多次，每当需要慎重思考时，他都会这样做。镜片擦得锃亮，仿佛能帮他看得更清楚些。

三天里，他带着国资委的骨干力量，把方案中的每一条条款都拆解分析。他们咨询了法律顾问，请教了经济专家，甚至调阅了全国各地类似的混改案例。结论是一致的：这个方案设计得很专业，既考虑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为企业的市场化运作留下了空间。

但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高育良在方案附录里写的那段话：“新能源汽车是神州国的战略新兴产业，汉东省若能在此领域率先突破，不仅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更能为神州国汽车工业转型升级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路径。”

这段话，触动了他作为经济工作者的使命感。

“高省长，”高东辉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变得锐利，“国资委组织了专题论证会，邀请了政法大学、财经大学的专家参与评审。专家们的意见是，这个方案在法律上是完备的，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是稳妥的。我们同意推进。”

他说得很正式，但心中却是松了口气。作为国资委主任，他最怕的就是国有资产在改革中流失。但高育良的方案，设置了层层保护机制——资产评估、股权转让限制、职工安置保障、未来收益分配……每一条都堵住了可能的漏洞。

这样的设计，不是外行人能做得出来的。高东辉不禁多看了高育良一眼，这位学者出身的省长，在经济实务上的造诣，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

高育良微微一笑，目光落在许家引身上：“许董，桓大集团董事会研究得如何？”

许家引没有立即回答。他端起面前的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茶水已经有些凉了，带着微微的苦涩。

这三天，他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冲击。先是连夜飞回深圳召开董事会，十三名董事中有五人明确反对，三人犹豫不决。反对的理由很直接：500亿投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风险太大；而且只占40%的股份，连控股权都没有。

那场董事会开了整整八个小时。夏海均展示了详细的市场分析报告，财务总监提供了资金安排方案，战略发展部负责人陈述了转型的必要性。但真正说服那些反对者的，是许家引最后说的那段话：

“各位，我们都在房地产行业干了二十年。二十年里，我们见证了这个行业的起起落落。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下一个二十年，房地产还能像现在这样高速增长吗？政策在调整，市场在变化，我们必须为桓大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新能源汽车，就是那条曲线。这不是我一时冲动，是我和高育良省长深入探讨后的判断。高省长是什么人？他是汉东省的常务副省长，是经济学家，他的眼光和格局，值得我们认真倾听。”

“更重要的是，这次合作不是我们单打独斗。有大康的制造基础，有华小为的技术，有宁德年代的电池——这是神州国最顶尖的资源整合。如果我们错过了，也许就错过了整个时代。”

那番话说完，会议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最终，投票结果是十比三，通过了。

此刻，许家引放下茶杯，看向高育良：“高省长，桓大集团董事会经过充分讨论，认为这次合作是集团战略转型的关键一步。我们同意方案的全部内容，并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

他说得很郑重，但心中却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感慨。二十年前，他怀揣两万块钱南下创业时，何曾想过有一天会坐在这样的会议室里，与省长、与国企领导、与科技巨头共商大计？时代给了他机遇，也给了他责任。

高育良的目光又转向余承南：“余总，华小为这边？”

余承南合上笔记本电脑，身体微微前倾。这位以敢说而着称的科技狂人，此刻的表情却异常认真。三天里，他不仅向任政斐做了详细汇报，还召集了车bU（汽车业务部）的核心团队，对合作方案进行了技术层面的深入推演。

任政斐的回复很简单：“承南，如果高省长亲自推动，说明汉东省是认真的。华小为要做汽车，就需要这样的合作伙伴。技术上的事你全权负责，我只有一个要求：要做就做到世界一流。”

这句话，给了他莫大的底气。

“高省长，”余承南的声音铿锵有力，“任总让我转达他对您的敬意。他说，能设计出这样多方共赢方案的人，一定是有大智慧、大格局的。华小为完全同意合作，我们的技术团队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进驻。”

他顿了顿，补充道：“不过我要强调一点：技术研发必须尊重科学规律。我们计划在光明峰建设研发中心，需要最先进的实验设备，需要一流的研发人才，更需要充分的自主权。这些，希望能在后续的协议中明确。”

说这话时，余承南心中既有期待，也有坚持。期待的是，这可能是华小为智能汽车业务真正落地的重要契机；坚持的是，技术决策不能受非专业因素干扰。他见过太多所谓“合作”，最后因为外行指导内行而失败。

高育良点点头：“这一点请余总放心。研发中心的独立性，我们会用制度来保障。”

最后，他看向曾流天：“曾总，宁德年代呢？”

曾流天翻开手中的文件，找到做了标记的那一页。他的动作很细致，透露出工程师特有的严谨。三天来，他不仅向曾流川董事长做了汇报，还组织技术团队对电池供应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推演——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制造，从品质控制到售后服务。

宁德年代虽然是电池供应商，但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这次合作，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卖电池，更是深度参与整车研发的机会。

曾流川在电话里说：“流天，这是个好机会。我们要的不仅是订单，更是技术的话语权。高省长的方案给了我们15%的股份，这就是话语权。把握住。”

“高省长，”曾流天抬起头，“宁德年代董事会已经批准了合作方案。我们同意出资20亿并投入最先进的电池技术。另外，我们建议在新公司下设电池系统事业部，由宁德年代派团队负责，确保电池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他说得很专业，但心中却有更深层的考量。新能源汽车的竞争，本质上是电池技术的竞争。谁掌握了最先进的电池，谁就掌握了未来。这次合作，让宁德年代从供应商变成了股东，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更深入地参与整车设计，让电池与车辆更好地融合。

这或许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高育良听完所有人的表态，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缓缓站起身，走到会议室前方的白板前，拿起笔。

“既然各方都同意了，那我再补充一个建议。”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简图，“我的想法是：将大康汽车现有的生产基地，作为‘桓大赛量斯’的生产制造中心，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同时，在光明峰开发区的高科技园区，新建一个现代化的研发中心。”

笔尖在白板上划过，发出清晰的声响。

“这个研发中心，要汇聚全球顶尖的汽车工程人才，要配备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要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高地。”高育良转过身，目光炯炯，“而且，我建议把‘桓大赛量斯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总部，也设在光明峰的高科技园区。”

他顿了顿，让这个提议在每个人心中沉淀。

“为什么选光明峰？”高育良自问自答，“因为光明峰不仅仅是房地产项目，更是汉东省规划的科技创新集聚区。在这里，有政策支持，有人才优势，有产业链配套。省政府已经决定，对入驻光明峰的高科技企业，给予税收优惠、人才补贴、研发资助等一系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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