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酒器与酒文化——殷人好酒的真相（2/2）

第二部分：从酒礼到酒祸——醇香背后的政治醉意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酒啊，就像一把锋利的青铜刀，用在祭祀宴飨上是礼器，耍过了头，就容易伤着自己。

商人好酒，尤其是到了王朝中后期，那是出了名的。后世的周人，更是把“酗酒”当成商朝灭亡的一大罪状来批判。这里头，真真假假，得细看。

考古学家在殷墟的一些贵族墓葬里，发现过铜爵、铜觚成套下葬，有的墓里能出十套以上。您想，一个人，哪怕长了十个肚子，一顿也喝不完这么多啊。这些酒器堆在墓里，就像现在的土豪把一车库名车钥匙带进棺材，不是为了用，是为了 “显摆” ——展示死者生前享有的特权和无穷无尽的宴饮资格。酒，在这里开始从通神的媒介，慢慢异化为炫耀性消费的符号。

那么，商人到底有多能喝？甲骨文里还真藏着线索。卜辞里常有“酒河”、“酒岳”的记载，就是用酒来祭祀黄河、祭祀山岳。这说明酒的产量确实不小，王室有足够的财力（或者说，征收到足够的粮食）来酿造大量美酒，以完成频繁的祭祀。但另一类记录，就有点意思了。比如，有卜辞问：“翌日辛，王其侑于庭，乃（nǎi）飨，又（有）大雨？”（《甲骨文合集》）大意是：明天辛日，王在庭庙举行侑祭，接着就举行飨宴，会不会下大雨？您看，祭祀和宴会常常连着来。一场严肃的宗教仪式之后，往往就是一场不醉不归的贵族大趴体。这喝起来，恐怕就未必全是“祀兹酒”的虔诚了。

等到商朝末年，关于酒的记载，画风就彻底变了。最着名的，当然是“酒池肉林”这个成语的出处。《史记·殷本纪》里描述帝辛（纣王）：“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司马迁老爷子这描写，画面感极强，文学色彩浓得化不开。咱们得冷静想想：在三千年前的技术条件下，挖个能划船的“酒池”，那得耗多少粮食来酿酒？把肉挂成林子，在当时肉类保存困难的情况下，得是多大的浪费？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政治宣传，是周人为了说明纣王多么荒淫无道、多么浪费民力而塑造的极端形象。

但空穴不来风。商末青铜器铭文和西周早期的文献，都隐约透露出那种毫无节制的宴饮风气。《尚书·微子》是纣王哥哥微子的叹息，其中就说：“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我们沉湎于酒，因而败坏了祖先的美德于天下。这像是自家人的忏悔，比敌人的指责更有分量。它指向的不是“喝酒”这个行为，而是“沈酗”——沉溺、酗酒无度的状态。

当喝酒从“礼”滑向“酗”，问题就严重了。

第一，它消耗的是立国的根本——粮食。 大量粮食被用于酿酒，而不是备战备荒，这在农业时代是动摇国本的危险行为。商朝的主要国力，就建立在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基础之上。

第二，它腐蚀了统治集团的纪律。 当一个王朝的贵族们习惯了“长夜之饮”，整天晕乎乎、乐陶陶，还有多少精力去处理政务、整顿武备、体察民情？甲骨文里，武丁时期那些关乎战争、天象、农业的紧张占卜，到了末年似乎也稀疏了。整个上层建筑，可能都弥漫着一种末日狂欢的懈怠与麻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彻底践踏了“酒礼”本身所代表的秩序。 酒礼的精髓在于“分”，分尊卑，分等级，在有序的仪式中强化团结。而毫无节制的群饮狂欢，追求的是“混”，是打破界限的放纵。这标志着维系社会的那套神圣礼仪，已经失效了。礼崩，乐坏，秩序的解体，往往就是从这些最日常、最感官的享乐失控开始的。

所以，周人在总结“殷鉴”时，对“酒”下了狠手。周公发布的《酒诰》，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禁酒令”。他并没有完全禁绝酒，而是划出了严格的红线：“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尚书·酒诰》）——如果有人聚众酗酒，你不要放过，全部抓起来送到周京，我要杀掉他们。态度极其严厉。但他也对商人留了余地：如果你们殷商的旧臣百官“湎于酒”呢？可以先教育，屡教不改再杀。对自己周人，则要求“德将无醉”——用道德来约束，不要喝醉。

周人很聪明。他们灭掉了商朝，却无法立刻灭掉酒。他们做的是把酒重新关回“礼”的笼子，给它套上道德的缰绳。从此，酒在华夏文明里，就一直在“礼乐与放纵”、“灵感与败德”之间摇摆。后世多少诗人借酒抒怀，多少名士饮酒佯狂，但“酗酒亡国”的阴影，也始终像一柄悬在统治者头上的剑。

回看商朝，从用最虔诚的“秬鬯”祭祀上帝鬼神，到用最奢靡的“酒池”麻痹自己，酒香贯穿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史。它曾是联系天人的丝线，最后却仿佛成了缠住巨人的绳索。这其中的教训，被胜利者周人提炼成“殷鉴”，刻进了历史的骨髓。一个王朝，如何从严谨的秩序走向放纵的混乱，酒，就像一面清澈而又容易让人迷失其中的镜子，映照出其中微妙而致命的轨迹。

酒器的青铜光泽逐渐黯淡，历史的篇章即将翻向最后一页。一个王朝轰然倒塌，扬起的尘埃里，不仅有权力的碎屑，更有无尽的思考。周人站在废墟上，凝望着这一切，他们要从中提炼出怎样的教训，才能让自家的江山，避免重蹈这“酒醉后的倾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