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探秘：陈炯明1（2/2）
3.3 征蒙拒俄：民族立场与国家意识
1911年12月，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的唆使下，宣布“独立”，企图分裂中国，举国哗然。各地纷纷举行集会，要求出兵抗俄，收复外蒙古失地，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此时的陈炯明，虽身为广东代都督，主持广东的军政事务，却始终怀有强烈的民族立场与国家意识，他坚决反对外蒙古独立，强烈主张抵抗沙俄的侵略。
他多次致电袁世凯及北京政府国务院，表达自己的征蒙决心，要求北京政府迅速出兵，讨伐外蒙古分裂势力，同时表示，广东愿意派出军队，参与征蒙行动。他在广东军政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征蒙方略，制定了详细的军队调遣、粮草筹备计划。在他的号召下，广东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广州成立了抗俄会，佛山、香山等地成立了拒俄分会，各界人士还组织了“征蒙先锋队”“敢死军团”“征蒙助饷会”等组织，捐款捐物，支援征蒙行动 。
陈炯明的征蒙拒俄之举，展现了他强烈的民族气节与国家意识，也让他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彼时的中国，刚经历辛亥革命，南北对峙，局势动荡，北京政府的袁世凯政权对沙俄的侵略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而陈炯明作为地方都督，却坚决主张抵抗，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他的民族大义，也体现了他对国家领土完整的坚定维护。
可惜，由于南北对峙的局势加剧，北京政府最终未能出兵征蒙，陈炯明的征蒙计划也未能实现。但此次事件，让人们看到了陈炯明并非只关注地方利益的“地方军阀”，而是怀有国家大义与民族情怀的军政领袖。他的征蒙拒俄之举，也成为他早期政治生涯中的一抹亮色。
3.4 二次革命：从犹豫到举义，兵败流亡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陈炯明对此表示热烈拥护，他在广东积极推行新政，支持临时政府的各项政策。但不久后，袁世凯凭借其军事力量，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始推行独裁统治，企图复辟帝制。
袁世凯上台后，开始对各地的革命党人进行打压，尤其将目光投向了革命力量雄厚的广东。他利用陈炯明与胡汉民之间的矛盾，试图分化瓦解广东的革命政权。1913年，袁世凯撤销了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继任都督。这一任命，让陈炯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深感不满，不愿成为袁世凯的傀儡；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借助袁世凯的任命，继续执掌广东，推行自己的地方自治理想。
此时的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已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发起了“二次革命”，号召各地革命党人举兵讨伐袁世凯。孙中山、黄兴多次致电陈炯明，要求他将就任都督与讨伐袁世凯结合起来，在广东宣布独立，加入二次革命。但陈炯明却对二次革命的胜算抱有疑虑，他认为，此时的袁世凯手握重兵，势力强大，而革命党人力量分散，缺乏统一的指挥，贸然举兵，胜算渺茫。他仍寄希望于能够通过调停“北赣两军冲突”，避免战争，实现和平解决 。
陈炯明的犹豫与观望，让革命党人深感失望，也错失了举兵的最佳时机。不久后，袁世凯派大军南下，讨伐革命党人，江西、安徽等省的革命党人举兵失败，二次革命陷入低潮。此时的陈炯明，才意识到和平调停已无可能，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不可动摇，他终于下定决心，在广东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
但此时的局势，已对革命党人极为不利，袁世凯的大军已逼近广东，而广东内部的势力也发生了分裂，部分将领投靠了袁世凯。陈炯明率领广东军队奋起抵抗，但因准备不足、力量悬殊，最终战败。1913年8月，广东的二次革命宣告失败，陈炯明被迫逃离广州，前往香港，后又转赴新加坡，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涯。
二次革命的失败，让陈炯明的政治生涯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打击，也让他在革命党人中的声望再次受到影响。但此次失败，也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是中国革命的最大障碍，也让他对革命的路径有了新的思考——他认为，革命不仅需要武力，更需要坚实的地方基础，只有建立起稳固的地方自治政权，才能与独裁势力相抗衡。
本小节结语
1911-1913年，是陈炯明在辛亥风雷中迅速崛起又遭遇挫折的三年。他率领循军光复东江，为广东的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他出任粤省副都督、代都督，整顿军队，稳定局势，推行新政，将广东打造成辛亥革命后全国最稳定的省份之一；他征蒙拒俄，展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与国家意识；他在二次革命中虽有犹豫，却最终举兵讨袁，虽兵败流亡，却始终坚守革命信念。
此次流亡，让陈炯明暂时远离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却也让他有了时间与空间，反思自己的革命实践与政治理想。他在新加坡期间，继续联络革命党人，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完善自己的地方自治与联省自治思想。他知道，自己的革命之路并未结束，他终将重返中国的政治舞台，继续践行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第四部分 闽南立基：漳州新政的现代化实践（1913-1920）
4.1 南洋蛰伏：反思革命与思想完善
1913年秋，陈炯明兵败后流亡新加坡，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南洋蛰伏生涯。此时的新加坡，是海外革命党人的重要聚集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也先后抵达新加坡，继续从事反袁革命活动。但陈炯明并未选择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而是与李烈钧、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结成同盟，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势力。
在新加坡期间，陈炯明一方面联络南洋华侨，筹集革命经费，另一方面反思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完善自己的政治思想。他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不仅是因为革命党人力量分散、准备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革命党人缺乏坚实的地方基础，没有建立起稳固的地方自治政权。他在南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联省自治思想，提出“先自治，后统一；先省治，后国治”的主张，认为中国应借鉴美国的联邦制，由各省先实现地方自治，制定省宪，然后联合各省，组成联邦制国家，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富强。
他的联省自治思想，在南洋华侨与部分革命党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认同，也与孙中山的“武力统一、中央集权”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局势动荡，唯有通过武力统一，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而陈炯明则认为，武力统一只会加剧军阀割据，唯有通过地方自治，让各省实现自主治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思想分歧，为两人此后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在新加坡期间，陈炯明还联合李烈钧、柏文蔚、熊克武、林虎等人，组织了所谓的“中华水利促进社”，表面上是从事水利建设，实则是为了联络反袁革命力量，筹备新的反袁起义。这一举动，遭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斥责，认为陈炯明“另立山头”“分裂革命党”，两人的矛盾开始显现 。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举国上下群起而攻之，云南率先举起护国讨袁的旗帜，各地迅速响应，护国战争爆发。陈炯明认为，反袁的时机已经成熟，他毅然离开新加坡，返回中国，前往广东东江地区，组织讨袁行动，开始了他的重返之路。
4.2 护国讨袁：东江再起与定威将军的虚名
1915年底，陈炯明回到广东东江地区，凭借其在粤东的人脉与声望，迅速联络当地的民军、会党与原循军旧部，组织起一支讨袁武装，成立了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护国讨袁。他率领广东共和军，在东江地区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及广东的袁系军阀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多次击败敌军，收复了东江的多个县城，成为护国战争中广东地区的重要反袁力量。
陈炯明的护国讨袁之举，得到了广东百姓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护国战争总司令部的认可。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暴毙，护国战争取得胜利，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恢复了共和制度。黎元洪为了安抚各地的实力派，对护国战争中的有功之臣进行了封赏，陈炯明因护国讨袁的功绩，被授予**“定威将军”**的称号 。
但这一称号，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虚名，黎元洪并未真正将陈炯明纳入中央政府的体系，反而派朱庆澜任广东省长，陈炳焜任广东督军，执掌广东的军政大权。陈炯明的广东共和军也被北京政府派人接编，他手中的军事力量被严重削弱。此时的陈炯明，虽有“定威将军”的虚名，却无实际的军政权力，成为了一个“无兵无地”的空头将军。
他曾试图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广东的政治事务，想要竞选粤省议员或华侨议员，但均因北京政府与广东地方军阀的阻挠而未能成功 。此时的陈炯明，再次陷入了政治的低谷，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继续在广东联络旧部，等待时机。他知道，想要实现自己的联省自治理想，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与根据地，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这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
4.3 护法援闽：从粤军总司令到闽南护法区建立
1917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掌握了中央政府的实权，他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国会，推行独裁统治。孙中山为了维护共和制度，发起了护法运动，率领海军南下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宣布护法讨段。
护法运动的爆发，为陈炯明提供了重返广东军政舞台的机会。此时的陈炯明，虽与孙中山有思想分歧，但在维护共和制度、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这一点上，两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向孙中山进言，认为护法运动的关键是掌握兵权，只有建立起一支属于革命党人的正规军队，才能向外发展，实现护法的目标。这一观点，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 。
经孙中山的军政府与广东地方当局谈判，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将所辖全省之警卫军20营兵力交给陈炯明，任命其为公署亲军司令。这20营兵力，成为陈炯明重建军队的基础，也成为后来粤军的核心力量。1917年12月，孙中山正式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令其率领援闽粤军向福建发展，开辟新的根据地，以牵制段祺瑞的北洋军，支援护法运动 。
陈炯明接到任命后，迅速对20营警卫军进行整编，任命邓铿为总部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自己兼任第一军军长，组建了援闽粤军。这支军队，是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中，唯一一支真正属于革命党人的正规军队，也是陈炯明一生所执掌的最精锐的军事力量。1918年1月，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从广州出发，向福建进军，开始了援闽之战。
援闽粤军的进军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段祺瑞为了阻止援闽粤军的发展，派福建督军李厚基率领北洋军重兵驻守福建，与援闽粤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陈炯明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与援闽粤军的英勇作战，经过十个月的艰苦战斗，先后击败了李厚基的北洋军，攻占了闽西南的汀州、漳州、龙岩等二十多个县，控制了闽西南大片地区 。1918年9月1日，陈炯明率领援闽粤军攻占漳州，建立了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正式形成了闽南护法区，这是陈炯明一手打造的第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也成为他践行联省自治理想的第一个试点。
4.4 漳州新政：东方明星的现代化探索
1918年9月至1920年8月，陈炯明在漳州执掌闽南护法区军政大权两年时间，在这两年里，他以自己的联省自治思想为指导，在闽南护法区推行了一系列全面的现代化改革措施，史称**“漳州新政”**。这是陈炯明一生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巅峰，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地方现代化建设的一次重要尝试，漳州也因此被称为“东方的一颗明星”“闽南的俄罗斯”，甚至得到了列宁的关注。
漳州新政是一场全方位的改革，涵盖政治、经济、教育、民生、文化等各个领域，其核心是**“地方自治、现代化建设、民生为本”**，陈炯明试图将漳州打造成一个“联省自治”的样板，为全国的地方自治提供借鉴。
4.4.1 政治改革：民主自治与法治建设
在政治上，陈炯明推行民主自治制度，建立了各级自治政府，在漳州设立市政厅，作为地方自治的行政机关，由当地百姓选举产生议员，组成市议会，行使立法与监督权力。他还创办了《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作为宣传民主自治、社会主义与新文化的阵地，亲自为报刊撰写文章，传播新思想、新文化 。
他还注重法治建设，废除了清廷的旧法律，推行近代西方的法律制度，设立新式法院与警察局，实行司法独立，保障百姓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他还主持建设了漳州的第一个现代公园——漳州第一公园（今漳州中山公园），作为百姓休闲娱乐与集会的场所，体现了“还政于民”的思想。
4.4.2 经济建设：基础设施与实业发展
在经济上，陈炯明将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位，他主持拆除了漳州的旧城墙，将城墙改造成现代化的马路，修建了漳州第一条城乡公路网，连接漳州与周边的县城，改善了漳州的交通状况；他还修建了漳州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解决了百姓的出行问题；他成立了漳州第一家银行，统一了货币，稳定了金融秩序。
他还大力发展实业，创办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等企业，吸收失业百姓就业；他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改良农作物品种，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还整顿市场秩序，提倡国货，开展抵制日货活动，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 。在他的治理下，漳州的经济迅速复苏，商旅云集，市肆兴旺，成为闽西南的经济中心。
4.4.3 教育改革：新学普及与人才培养
在教育上，陈炯明深知“教育兴邦”的道理，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提出了“一乡一校”的口号，在漳州的农村与城市广泛设立现代学堂，废除陈腐的旧学科，引入社会主义理论、外语、自然科学等新兴学科。
他还禁绝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尤其重视女子教育，1920年，他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让女子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他还在漳州设立了半夜学校90余所，为贫苦百姓提供免费的教育机会，极大地提高了漳州的识字率。
他还注重人才培养，通令各县选派优秀学生公费出国学习机电、工程、化学、矿业、纺织等专业，全区先后派出两批男女学生八十三人出国留学，此举被称为当时教育界的盛举。他还邀请林森、胡汉民、汪精卫等名流学者访问漳州，发表演说，促进学术交流，营造了浓厚的新文化氛围。
4.4.4 民生改善：社会福利与市容整治
在民生上，陈炯明推行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他成立了修济善堂与乞丐收容所等福利组织，救助贫苦百姓与流浪乞丐；他整顿医疗制度，实行医生考核制度，监督各种医药生产与销售，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他还设立了妓女户特区，对妓女进行管理与改造，帮助她们重新回归社会 。
他还注重市容整治与环境卫生，雇佣清道夫，每天打扫街道，疏通沟渠，改造排水系统；他设立新式屠场，由卫生局监督检查肉类卫生；他还举办卫生知识展览，印制宣传卫生的小册子，挨家派发，提高百姓的卫生意识。在他的治理下，漳州的市容焕然一新，街道整洁，治安良好，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4.5 新政影响：从闽南走向全国的自治火种
漳州新政的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改变了漳州的落后面貌，让漳州成为中国近代地方现代化建设的样板，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欧美驻华使节与记者纷纷前往漳州考察，对漳州新政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记者艾利森提到漳州到处在建设，道路被拓宽，大批新屋建成，街道清洁，治安良好；英国记者凯利顿在报告中写道，陈炯明在漳州施行了各种市政改革，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
漳州新政也得到了孙中山的鼎力支持，孙中山从经济上给予援闽粤军大力援助，筹拨盐款，以充粤军之需，甚至连自己在上海的房子也由廖仲恺经手抵押，所得款项全部支援驻闽粤军。孙中山认为，陈炯明的漳州新政是“革命的建设”，为护法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全国的革命建设提供了借鉴。
更值得一提的是，漳州新政还得到了苏联政府与列宁的关注，列宁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了解到陈炯明在漳州的现代化建设与民主自治实践，认为漳州新政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萌芽”，并试图与陈炯明建立联系，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地方政权与苏联政府早期接触的重要事件。
漳州新政虽然只持续了两年时间，最终因陈炯明率粤军回粤驱桂而结束，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播下了地方自治与现代化建设的火种。它证明了陈炯明并非只会打仗的军事将领，而是一位具有先进理念与务实能力的现代化建设者；也证明了他的联省自治思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
1920年，桂系军阀下了进攻福建粤军的动员令，陈炯明认为回粤驱桂的时机已经成熟，他率领援闽粤军离开漳州，回师广东，开启了他主政广东的新征程。漳州新政虽告一段落，但它的精神与经验，却被陈炯明带到了广东，成为他主政广东、建设“模范岭南”的重要基础。
本小节结语
1913-1920年，是陈炯明在闽南立基、践行现代化理想的七年。南洋蛰伏，让他完善了联省自治思想；护国讨袁，让他重返中国的政治舞台；护法援闽，让他拥有了自己的军队与根据地；漳州新政，让他的联省自治理想变成了现实，打造了中国近代地方现代化建设的样板。
漳州新政是陈炯明一生的巅峰，也是他政治理想的最佳体现。在这七年里，他从一个兵败流亡的革命党人，转变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军队、根据地与施政经验的军政领袖；他的联省自治思想，也从一种理论主张，转变为一场全方位的实践运动。当他率领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时，他的心中充满了理想与抱负，他希望能将漳州新政的经验推广到广东，打造一个“模范岭南”，并以广东为样板，推动全国的联省自治，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富强。但他没有想到，等待他的，将是与孙中山的政见决裂，以及一场让他身败名裂的兵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