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 半截铅笔，划开新章程（2/2）
她飞快地从袖口里摸出一张叠得只有指甲盖大小的纸条，塞进我的手心：“昨晚我去职工夜校讲课，下课后，顺道去见了冶金组的老周。”
我心头一动。
老周，周师傅，那个在我们第一次秘密测试时，冒着风险帮我们把关键工具箱藏进他家煤棚里的老技术员。
“他信得过。”苏晚晴的声音压得极低，像耳语，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我借着讲《基础电工原理》的机会，把几个信得过的老伙计都摸了底。”
我展开纸条，上面是三个用铅笔写下的名字和岗位：锅炉房，陈广年；机修班，孙海；计量室，刘爱国。
每一个名字后面，都画着一个微不可察的对勾。
“他们都愿意加入轮值保管的队伍。”苏晚晴看着我的眼睛，那双总是带着几分书卷气的眸子里，此刻燃烧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火焰，“林钧，他们不是为了你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我们几个。老周说，他是为了以后厂里再有‘稳压试点’这种好事的时候，不会再被某些人一句话就给否了，不会再让真正想干事的人寒了心。”
我用力捏紧了手里的纸条，那几个名字仿佛带着温度，烫着我的掌心。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直到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们点燃的，早已不只是一小撮火苗。
那火种，已经顺着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在那些平日里沉默寡言、只顾埋头实干的老师傅们心里，悄悄扎下了根。
中午的饭堂永远是全厂消息最灵通的地方。
我和赵卫东、李卫国打了饭，特意找了个离王副主任那桌不远不近的位置。
王副主任是厂长的小舅子，主管生产安全，也是上次叫停我们测试、叫嚣着要处分我的急先锋。
赵卫东今天扮演的角色，是个满腹牢骚的莽夫。
他故意把饭盆敲得叮当响，一边大口扒拉着饭，一边粗声粗气地叹气：“哎，听说了吗？厂部好像要搞什么‘技术归口管理’，以后咱们工人自己搞点小革新、小发明，都得先层层上报，等领导批了才能动手。”
他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几桌的人都听见。
果然，王副主任那边，一个平日里最会阿谀奉承的工段长夹菜的手顿住了，扭头问道：“卫东，你这又是从哪儿听来的风声？”
“好几个人都在传呢！”赵卫东继续装傻，一脸的愤愤不平，“我寻思着，是不是上次林哥他们那个测试动静太大了，效果太亮眼，上面有些人怕担责任，又怕功劳被咱们一线工人抢了，所以才想出这么个损招来卡咱们的脖子？”
这番话像一颗投入池塘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
饭堂里顿时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
我们要的，就是让这番话传出去，传到每一个想做事却被压制的工人耳朵里，也传到那些心怀鬼胎的领导耳朵里。
敌人越是想用行政手段这种“规矩”来扼杀不守规矩的创新，就越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对于这种新力量的恐惧和无力。
果不其然，还没到下午上班，厂里就有了新的风声，这次是从领导层那边放出来的：“林钧他们那套东西就是瞎搞的野路子，不稳定不安全，迟早要被收编，纳入正规管理体系。”
我听到这传闻时，笑了。
这不是打压，这是试探。
这是恐惧的回声。
他们不确定我们手里到底掌握了多少东西，不确定我们背后到底有多少人，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逼我们亮出底牌。
我们等的就是这个信号。
傍晚五点半，夕阳把工厂的烟囱染成金色。
我带着赵卫东、苏晚晴和李卫国三人，再一次潜入了后山那片荒废的土坡。
还是那个我们亲手焚毁心血的地方，但这一次，不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重建。
我从怀里掏出三本用牛皮纸包着封面的崭新《优化笔记》，分别交到他们手中。
“这是新的三份，内容做了增补。”我指着封面，低声说，“为了安全，每本都加了暗记。”
赵卫东那本的封皮右下角，用油墨盖了一个小小的锤子印记；苏晚晴那本的左上角，用红笔画了一个微型的电路符号；李卫国的那本，则是在书脊上贴了一小片不起眼的黑色绝缘胶带碎片。
“从明天开始，我们四个，加上冶金组的周师傅，锅炉房的陈师傅，机修班的孙组长，还有计量室的刘技术员，一共八个人，分成两组轮流保管。每月一号，由我组织在这里碰头，统一更新笔记内容，确保所有人手里的版本都是最新的。”我的声音冷峻而严肃，“规矩只有一条：谁负责保管的笔记出了问题，不管是失职丢失，还是主动泄密，被任何人发现，其余所有人都有权立刻终止与他的信息共享，并将他从我们的名单里剔除。”
这不是信不过谁，而是在这种高压之下，我们必须用最严苛的纪律，逼着我们自己人，也像防贼一样护住这点来之不易的知识火种。
赵卫东把那本带着锤子印的笔记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然后用力拍了拍胸脯，恶狠狠地说道：“放心吧，林哥！谁敢动我这本笔记，我让他知道知道，我们八级钳工的手腕，不光能造零件，也能拆零件！”
我们三人都笑了，只是那笑声里，都带着一股子不成功便成仁的狠劲。
从这一刻起，我们不再是仅仅为了活下去而挣扎的蝼蚁，我们是在为一种新的秩序，立下第一条规矩。
回到宿舍，我关上门，从工具箱最底层摸出了那半截被烧得焦黑的铅笔头。
我没有收藏起来，而是将它轻轻地放在了宿舍的窗台上。
窗外，清冷的月光洒了进来，照亮了墙壁上那些被擦拭过却依然留下淡淡痕迹的草图。
“你还记得第一次用它在墙上画圈那天吗？”
一个清脆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我回头，看见苏晚晴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那里，目光也落在那支铅笔头上。
我点了点头：“记得。那时候，只想活下来。”
她慢慢走近一步，站在我身旁，和我一起看着窗外的月色。
“现在呢？”
我没有回答。
我只是沉默地拿起那半截烧焦的铅笔，转身面对着墙上一块空白的地方，缓缓地，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两个字。
继续。
粗糙的笔尖划破陈旧灰泥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像极了某个巨大而精密的机器，在沉寂许久之后，齿轮终于开始咬合的启动声。
远处厂区的灯火依旧微弱，散乱，但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一股庞大而坚韧的力量，正悄然推动着整座红星机械厂，开始极其缓慢却不可逆转的向前挪动。
这股力量的源头，是我们散播出去的希望和我们主动挑起的恐慌。
它们像酵母一样，在整个工厂里发酵。
到了周二，赵卫东在饭堂里那番半真半假的话，已经被添油加醋地传成了十几个版本，但所有版本的核心都指向一件事——林钧他们那套“野路子”，似乎真的能让大家的日子变得不一样。
于是，车间里，工人们私下里讨论最多的问题，不再是这件事“行不行”，而是“怎么干”。
而全厂上下，唯一一个和“新技术”公开挂钩，又愿意跟普通工人讲解其中门道的，只有一个人——职工夜校的电工原理课老师，苏晚晴。
这个周三，她要讲的课题是《串联与并联电路分析》，一个往常听得人打瞌睡的枯燥内容。
可这一次，所有人都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
夜幕刚刚降临，离七点上课还有好一阵子，职工夜校那间破旧的教室外面，已经黑压压地站了不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