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 京城的门槛，不是用来跪的（2/2）

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

“你们可以说我们没学历，没背景，没资源。但谁敢说，摸了十年枪的人，不懂枪？”

寂静降临，像雪落在屋檐。

有人想反驳，张了嘴，又闭上了。

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这个人不像工人，也不像学者。

他说话的方式，像一台精密仪器，把情感滤净，只留下事实与逻辑。

而这，正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

我走下台时，没人鼓掌。

但当我经过冯老座位旁，这位一向严肃的老专家轻轻点了点头，眼神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震动。

可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

当晚九点，我刚整理完资料，桌上的红色专线电话突然响起。

铃声尖锐，划破寂静。

我接起听筒，冯老的声音低沉而急促：“林钧，听着，今晚牵头研究所组织闭门座谈，名单上……没有你。”

“哦。”我应了一声，指尖轻轻摩挲着桌上那张沾着机油的图纸。

“还有句话，”他顿了顿，像是在确认周围无人，“有人放了话——你若不在首日退场，后续所有议题，一律不开放。”我挂了电话，听筒落回原座时发出一声闷响，像一记锤敲进冻土。

冯老没再说什么，但我听得出来，他语气里的紧迫——这不是普通的排挤，是杀鸡儆猴的警告。

他们要的不是讨论，而是秩序：谁该说话，谁只能听话，早已写在那张看不见的名单上。

可笑的是，他们以为堵住我的嘴，就能堵住两千三百一十七次故障背后的声音？

我坐在招待所那张咯吱作响的木床边，盯着墙上斑驳的石灰缝，脑子里却跑着另一条线：数据不会撒谎，但人会闭眼。

既然不让我进闭门会，那就让他们连睁眼都避不开。

我抓起桌上的专线电话，拨通红星厂总机，等了足足七分钟才接通周厂长。

深夜线路紧张，每一声忙音都像在催命。

“周厂长，我是林钧。”我没寒暄，“立刻调送两箱资料来京——火种工坊近三年所有技改项目的原始记录、测试胶片、工人操作手记，全部打包，明早八点前必须到！用军供专线加急，就说……科工委临时征调。”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周厂长声音压得很低：“你确定？这动静太大，赵副厂长那边——”

“我说了算。”我打断他，“出了事，我担。”

挂断后，我从帆布包里抽出三卷红绳、一沓复写纸和几十枚图钉，又翻出苏晚晴亲手整理的《56冲常见故障图谱》，开始动手。

墙是灰扑扑的水泥面，正好当黑板用。

我把一张张图表钉上去：左边是故障节点——击针断裂、快慢机卡滞、枪机复进不到位；中间是改进方案——微调热处理曲线、护木内衬加铝筋、导气孔二次铣削；右边是实施人和验证结果，每一个名字我都标得清清楚楚，包括李卫国、老倪、小刘这些一线工人。

红绳像血管一样在墙上纵横穿梭，把散落的数据连成一张网。

这张网不漂亮，但它有温度、有磨损、有油渍，更有实打实干出来的逻辑。

凌晨三点，我退后几步看着这面“问题墙”，忽然笑了。

它不像会议室里的投影图那么光鲜，但它比任何PPT都更接近真相——技术不是空中楼阁，是从泥里长出来的根。

第二天清晨六点半，房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

保洁员大妈端着水盆进来，一眼看见满墙红线、密密麻麻的字迹和挂在钉子上的胶片卷轴，当场愣住，手一抖，搪瓷盆“哐”地砸在地上。

她吓得往后退，嘴里念叨着“特务活动”，转身就要往外跑。

就在这时，走廊尽头传来皮鞋声。

一个穿深灰呢子大衣、戴金丝眼镜的老者路过门口，目光扫过屋内，脚步猛地顿住。

他没说话，只是缓缓走进来，仔细看着每一根红线、每一份手记、每一段胶片标签上的编号。

他的眼神从怀疑到凝重，再到某种难以言喻的震动。

最后，他从怀里掏出相机——那种老式徕卡——对着整面墙，默默拍了三张照片。

走之前，他只留下一句：“这不该藏在屋里。”

上午九点，科工委办公室突然下发通知：

“鉴于基层单位反馈强烈，经研究决定，在正式会议前增设‘实践组’参与评审环节，由红星机械厂林钧同志担任临时召集人。”

消息像一颗雷，炸在所有人头顶。

赵副厂长派来盯梢的通讯员慌了神，冲到邮电局拍了封加急电报回厂：“林钧未退场，反被授召集权！事态失控！”

而就在招待所楼下，一辆沾满雪泥的军绿卡车嘎然刹停。

车门打开，李卫国跳下来，带着两名青年工扛着两个沉甸甸的木箱走上楼。

“你说不用帮，可咱们工人也有脾气。”他咧嘴一笑，呼出一口白雾，“这玩意儿，比嘴皮子有力。”

我打开箱子，刨花香混着机油味扑面而来——六套可拆解式枪机组件教学模型，每一个零件都能手动分离、组合、演示故障点。

它们粗糙，却不容忽视。

我摸着模型上那道精细的铣痕，忽然觉得，这场仗还没开打，那些曾跪着求一口饭吃的岁月，已经被我一脚踹进了风里。

窗外，朝阳正破云而出。

桌上，笔记本已翻开第一页，墨水未干。

我提笔写下：

“三大路线，终归要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