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档案袋里的火药味（2/2）

他们篡改档案，抹去功绩，把我打成“黑五类”，好让我一辈子低头做人。

可历史不是任人涂改的黑板。

它是铁轨，是工牌，是冻在雪地里的电线杆，是老兵临终前藏在墙缝里的纸片。

它不会说话，但它记得。

返程途中暴雨倾盆，我脱下外套裹住文件，贴在胸口，任雨水砸在脸上，浑身湿透，却笑了。

这一趟，我不只是为了活命。

我是要把被踩进泥里的名字，亲手捞出来。

周一上午八点，党委办公室外已聚集数名围观职工。

窗玻璃映出他们沉默的身影。

周志远端坐桌后，面前摆着那份伪造档案，十指交叉，嘴角挂着一丝冷意。

他抬头看向走廊尽头，声音森然：

“林钧同志，到你了。”周一上午八点，党委办公室外已聚集数名围观职工。

窗玻璃映出他们沉默的身影，像一道道压在心头的影子。

周志远端坐桌后，面前摆着那份伪造档案，十指交叉，嘴角挂着一丝冷意。

他抬头看向走廊尽头，声音森然：“林钧同志，到你了。”

我走进去，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实。

屋里的空气像是凝固的水泥，闷得人喘不过气。

梁副厂长坐在侧位，目光沉稳地落在我身上。

苏晚晴没进来，可我知道她就在门外，替我盯着这场风暴的每一个缺口。

“林钧。”周志远翻开文件，字咬得极重，“据组织科复核，令尊林世昌，曾在伪满洲国南满铁路任职，属敌伪技术人员，政治背景复杂。此等出身，如何保证你在关键技术岗位上的政治纯洁性？”

话音落下，屋里一片死寂。

我站着没动，雨水浸透的衣角还在滴水，在地板上洇开一圈深色痕迹。

我从怀里掏出那个用油布裹了好几层的档案袋，轻轻放在桌上。

“周干事，”我开口，声音不高，却稳得像机床导轨，“您说我父亲是‘敌伪人员’，依据是这份档案？”

他扬了扬手里的纸：“白纸黑字，盖有公章，难道还能假？”

“那咱们就验一验——这字，是不是真的。”

我走到窗前，把那张所谓的“历史审查表”举到光下。

阳光斜切进来，照在纸面上。

我指着纤维纹理：“各位请看，这种纸张纤维细腻、结构均匀，表面有轻微涂层反光——这是六十年代后期省档案局特供的合成书写纸，1965年才试产，1967年才列配。而我父亲的事迹发生在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这份档案……比我的年龄还小三岁。”

会议室嗡的一声炸了。

我没停，从工具包里取出放大镜和一张比对图：“再看公章。标准县级单位行政章直径3.1厘米，边缘光滑，字体规范。而这枚章，实测2.8厘米，边缘有锯齿状毛刺，是钢印机滚轮磨损导致的重复性瑕疵——我们厂去年报废的那台翻印机，正是这个毛病。”

我抬头看向周志远：“您说它是真的？那请问，是谁在1962年就用了五年后才配发的纸？又是谁，用一台还没报废的机器，提前盖了章？”

他脸色猛地一白，喉结动了动：“纸假……不代表事假！就算材料有误，也不能说明他父亲清白！”

我笑了，笑得有点冷。

“好，那我说件事——一个活生生的人，做过的事，流过的血，不是一张纸能抹掉的。”

我缓缓从内袋取出那张残破的立功证书，小心翼翼展开。

红章虽褪，可“大功一次”四个字，仍如烙铁般烫眼。

“这是我父亲，林世昌，在三十七年腊月，冒着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七次抢通军列电报线，被东北野战军后勤部记下的功勋。”我声音低下去，却更沉，“他在暴风雪里架线，手指冻断了都不肯下火线，就为了让前线战士能听到命令。这样的人，您跟我说他是‘敌伪余孽’？”

阳光正巧落在“大功”二字上，那抹红色，像刚染上的血。

会议室陷入死寂。

梁副厂长缓缓起身，走到我面前，接过证书，一寸一寸地看，眼神越来越肃。

良久，他转向众人，声音如铁：

“这份材料，我会立即报送上级纪检组复核。但在结果出来前，请记住——我们红星厂的技术进步，是靠一个个工人流汗拼出来的，不是靠翻祖宗三代的账本定的。”

散会后，我走出办公楼，雨不知何时停了。

苏晚晴站在走廊尽头，递来一杯热茶，瓷杯温着掌心。

“你今天说的话，”她看着我疲惫却明亮的眼睛，“不只是为自己辩，是为所有低头干活的人发声。”

我没说话，只轻轻点了点头。

远处锻锤敲击声依旧，叮当、叮当，像心跳，像脉搏，像某种不可阻挡的东西正在苏醒。

而当我回到办公室，摊开所有材料准备归档时，目光忽然停在伪造档案的骑缝章上——

那枚省档案局的认证章，位置偏移了1.5毫米。

不对劲。

这种级别的审查流程，盖章必须严丝合缝。

偏移？

要么是人为错位，要么……就是扫描拼接时，根本就没对齐原章。

我盯着那道细微的缝隙，指尖发凉。

问题来了——

这张假档案，是怎么通过省里认证环节，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组织科案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