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2章 方案调整(1/2)
六月的青峰县,空气中已有了盛夏的燥热。县扶贫办会议室里,老旧吊扇吱呀呀地转着,却吹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
墙上那张巨大的“脱贫攻坚作战图”前,余庆已经站了整整二十分钟。四十三个贫困村,四十三个需要攻克的堡垒。年初设定的十个试点村,红旗只插上了一面——芒弄村。其余四十二个村里,黄旗三十一面,蓝旗十一面。
刘主任推门进来,手里抱着厚厚一摞报表:“余主任,年中数据汇总出来了。情况……不太乐观。”
余庆转过身,接过报表。数字是冰冷的,却灼得人眼睛发痛。
全县还有十七个村的安全饮水没解决,二十三个村的危房改造没完成,三十一个村的通村路还是砂石路。产业方面更令人揪心——除了芒弄村的红米形成规模,其他村大多停留在“有几亩蔬菜”“养几头猪”的零散状态,根本谈不上稳定收入。
“资金还剩多少?”余庆问。
“到账八百六十万,已支出五百四十万。按现在各村申报的需求,缺口至少两百万。”资金科长顿了顿,“而且,这还不包括下半年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余庆坐回桌前,翻开那本已经被翻得卷边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他这几个月走访的见闻:坡脚村老人住在裂缝能伸进拳头的土坯房里,大山村村民背着菌子走四小时山路只卖得几十块钱,双龙村为矿泉水厂的事吵得不可开交……
“我们之前的思路有问题。”余庆放下笔,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十个试点村,摊子铺得太大,力量分散了。就像十个指头按跳蚤,一个都按不住。”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只有吊扇的吱呀声。
“必须调整策略。”余庆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扶贫资金是救命钱,必须用在刀刃上。我提议,重新评估全县四十三个贫困村,按照困难程度分为三类:特别困难、相对困难、基础较好。”
他在白板上写下三个词,又画了一条时间轴。
“今年——主攻十个特别困难村。集中全部力量,确保‘两不愁三保障’百分之百达标,‘五通七有’基本补齐,特色产业起步。”
“明年——推进十八个相对困难村。在保障基本民生基础上,培育一到两个支柱产业。”
“后年——巩固十五个基础较好村。产业升级,建立长效发展机制。”
“到2020年,特别困难的村帮扶了三年,产业稳定了;相对困难的帮扶了两年,根基打牢了;基础好的在政策指导下自主发展三年,也能取得良好成绩。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路子。”
话音刚落,督导科长就提出了疑问:“余主任,分类标准怎么定?谁来决定哪个村特别困难?这要得罪不少人。”
“得罪人也得做。”余庆语气坚定,“标准就五条:两不愁三保障达标情况、五通七有基础条件、产业发展潜力、村干部能力、群众内生动力。我们组成评估组,一个村一个村地看,数据说话。”
他环视会议室:“从明天开始,扶贫办全员下沉。不要听汇报,要住到村里,和老百姓一起下地干活,一起吃饭聊天。真困难假困难,老百姓愿不愿意干,亲眼看了才知道。”
散会后,余庆没有立即离开。他站在窗前,看着县委大院里的老榕树。夕阳把树影拉得很长,像时光在墙上刻下的印记。
手机响了,是苏婷。
“今晚回来吃饭吗?妈从老家带了腊肉。”
“回。”余庆说,“但要晚点,还有些材料要看。”
挂了电话,他重新坐回桌前,翻开了坡脚村的材料。这个村的危房率高达57%,还有三户住在山洞里。照片上,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蜷缩在窝棚的角落,眼神浑浊而绝望。
余庆在那张照片上停留了很久。他知道,这样的眼神,在青峰县的深山里,不止这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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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工作进行了整整两周。
余庆带着工作组走了八个最偏远的村。没有通知乡镇,车子停在村外,徒步进村。白天走访,晚上就住在村民家里,睡土炕,点煤油灯。
在大山村,他跟着村民去采菌子。凌晨四点出发,打着手电筒走两小时山路,到菌塘时天刚蒙蒙亮。村民岩嘎教他辨认菌子:鸡枞菌要选菌伞未开的,牛肝菌要看菌柄是否粗壮。一早上采了半背篓,背下山又是四小时。到镇上集市,贩子挑三拣四,最后只卖了六十七块钱。
“辛苦一天,就这点钱。”岩嘎蹲在路边,抽着旱烟,“余主任,不是我们不想干,是这样干没盼头。”
在双龙村,他见到了那口传说中的双龙泉。泉水清澈甘冽,但围绕它的争吵同样激烈。支持建厂的王大壮把一份合同草案塞给他:“余主任您看,老板承诺招五十个工人,一年分红二十万!”反对的老支书田有福则拉着他的手:“这泉水养了祖祖辈辈,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啊!”
最让余庆揪心的是坡脚村。走访到第三户危房时,正赶上下雨。雨水从屋顶的破洞漏进来,床上、地上摆了七八个盆盆罐罐。户主是个残疾中年人,坐在漏雨最少的地方,怀里抱着个五六岁的孩子。
“没办法,等政府指标。”中年人苦笑着,“排了三年队了。”
余庆没说话。他接过孩子,发现孩子额头很烫。
“发烧了?”
“嗯,淋雨着凉了。”
“怎么不去看?”
“卫生室在乡上,二十里路,我走不了。”
余庆当即抱起孩子,让司机开车送去乡卫生院。诊断是肺炎,再晚点就危险了。他垫付了医药费,守在病房外,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回村,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村干部开会。
“危房改造不能再等了。”余庆说,“排什么队?老百姓在漏雨的房子里住了三年,还要住多久?”
村支书杨德贵是个老实人,搓着手:“余主任,指标有限,我们也没办法……”
“我想办法。”余庆打断他,“你们先把所有危房户的情况再核实一遍,一户一档,照片、视频、具体情况,全部记录清楚。三天后,我要看到详细材料。”
离开坡脚村时,那个被救孩子的父亲拄着拐杖送到村口。他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是反复念叨:“谢谢余主任,谢谢……”
余庆握了握他的手:“好好养病,房子的事,我一定解决。”
车上,记录员小刘忍不住问:“余主任,坡脚村这种情况,全县还有多少?”
“不知道。”余庆看着窗外飞逝的山峦,“但我们必须找出来,一个一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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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扶贫办召开评估会。
四十三个村的材料堆满了会议室。每份材料里不仅有数据,还有照片、访谈记录、村民签字。这是扶贫办全体人员用脚走出来的,用汗水泡出来的。
评估过程很艰难。每个村都有人说情,每个村都有难处。
“坡脚村必须列入,危房问题太严重了。”
“大山村交通是硬伤,但村民有发展意愿。”
“双龙村矛盾需要化解,但资源潜力大。”
……
争论从下午两点持续到晚上八点。最后,余庆拍了板。
十个特别困难村名单确定:坡脚村、大山村、双龙村、石硖村、岔河村、黑箐村、旱谷村、老营盘、三家寨、瓦窑沟。
“这十个村,是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余庆声音沙哑但坚定,“今年,我们集中全部力量,先啃下这些硬骨头。”
名单上报县委的第二天,电话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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