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章 战国四大谋略家之张仪（2/2）

从表面上看，张仪对秦国有着显着贡献。他在秦惠文王时期担任相国，主导外交事务十余年，成功离间齐楚联盟，迫使韩魏臣服，使秦国在外交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尤其是在“欺楚事件”中，他以诈术诱使楚怀王断交于齐，继而拒绝履约，导致楚国孤立无援，最终在丹阳之战惨败。此举极大削弱了南方最强劲的对手，为秦国日后南下奠定基础。

然而，细究其行为动机，却不难发现诸多可疑之处。张仪原为魏国人，早年并未在本国获得重用，转而投奔秦国。这种“背母国而仕他邦”的做法，在重视宗族伦理的古代社会本就备受质疑。更何况，他在游说各国时屡施欺诈，信用尽失。《战国策》中多次记载诸侯对其“不信张子之言”，甚至连秦国君主也曾怀疑其承诺的真实性。

更为关键的是，张仪在秦国的地位并非始终稳固。他曾两次被罢免相位，一次是因为公子华等宗室势力排挤，另一次则因外交失败引发朝议不满。但每次失势不久，他又总能凭借新的计谋重返权力中心。这种“跌宕起伏”的仕途轨迹，更像是一个职业政客在不断寻找机会，而非一心为国的忠臣。

还有学者指出，张仪的行为模式具有明显的“项目导向”特征——他并不执着于某一固定战略，而是根据形势变化随时调整立场。例如，当他发现单纯依靠武力难以征服赵国时，便立即转向拉拢燕国；当察觉楚国仍有反抗意志时，又迅速策划新一轮离间行动。这种灵活多变的策略固然高效，但也暴露出其缺乏根本政治信仰的问题。

更有甚者，有人怀疑张仪实际上是在执行某种“跨国代理人”角色。战国时期，已有类似今日“咨询顾问”的职业游士，他们为各国提供战略建议，收取丰厚报酬，却不承担实际责任。张仪每到一国，往往先索取高位厚禄，再施展手段达成目标，一旦局势不利便悄然离去。这种“来去自由”的姿态，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重臣相去甚远。

当然，也不能完全否定张仪的爱国情怀。毕竟，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士人普遍奉行“良禽择木而栖”的原则。孟子曾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个人才能的实现往往优先于对单一国家的忠诚。张仪选择秦国，或许正是因为他认定唯有强秦才能终结战乱、实现统一。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所作所为虽手段激烈，但目标却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此外，张仪在推动秦国制度建设方面也有建树。据《秦律十八种》残简记载，部分外交文书格式与程序规范可能源自张仪任内的改革。他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强调“信赏必罚”“条约具文”，试图建立一种基于契约精神的国际秩序，尽管他自己常常破坏这种秩序。

因此，张仪的动机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忠”或“奸”。他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既有理想主义者的远见，又有现实主义者的冷酷；既渴望青史留名，又贪恋权位富贵；既推动历史前进，又践踏道德底线。正是这种矛盾性，使他成为一个极具张力的历史人物，也让后人对其评价始终褒贬不一。

谜团四：结局之谜——寿终正寝还是黯然退场？

关于张仪的最终命运，《史记》仅以一句“卒于魏”草草带过，未言明时间、地点、原因，留下巨大空白。这一模糊处理引发了无数猜测：他是功成身退、安享晚年？还是失势被逐、客死他乡？抑或另有隐情，被秘密处决？

主流观点认为，张仪在秦武王即位后失去宠信，被迫离开秦国，返回母国魏国，并在那里度过余生。秦武王性格刚烈，厌恶权臣弄权，尤其反感张仪那种“以诈取胜”的外交风格。据《战国策》记载，武王曾直言：“仪之所行，多诈而少信，寡人弗喜也。”加之张仪长期掌权，树敌众多，一旦君主更替，立即遭到清算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异议。他们指出，张仪若真被驱逐回国，以魏国对秦国的敌视态度，未必会善待这位“助秦祸魏”的罪臣。魏国大臣公叔痤等人一向主张抗秦，怎会容忍张仪在本国颐养天年？更合理的解释是，张仪可能并未真正回到魏国，所谓的“卒于魏”只是史官为掩盖其真实死因而使用的托词。

另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张仪晚年隐居着述，整理毕生所学，撰写了《张子》十篇（今已佚）。班固《汉书·艺文志》曾着录“《张子》十篇”，归入纵横家类，说明其着作在西汉时尚存。倘若属实，则张仪很可能在退出政坛后致力于学术传承，成为纵横学派的理论奠基人之一。这种“由政入文”的转型，在先秦诸子中不乏先例，如孔子、墨子皆然。

更有戏剧性的传说是，张仪并未死去，而是化身隐士，继续暗中影响政局。唐代传奇小说《酉阳杂俎》中就有“张仪化鹤飞升”的荒诞记载，虽不足为信，却反映出民间对其神秘色彩的渲染。甚至有风水典籍称，张仪精通堪舆之术，临终前为自己选定了“九龙衔珠”之穴，预示后代将出九位宰相——此类附会虽无稽之谈，但也说明其形象早已超越凡人范畴。

近年来，随着战国竹简的陆续出土，一些新线索浮现。在湖北郭店楚简中，发现一篇疑似张仪晚年书信的残文，其中有“老臣病笃，恐难再效命于君前”之语，落款时间为“秦王四年”。若此简确属张仪亲笔，则可推断他至少活到了秦昭襄王初期，且仍在关注秦国政事，或许仍以顾问身份参与决策。

综合来看，张仪的结局更可能是平淡收场。他经历了巅峰与低谷，见证了荣耀与背叛，最终在权力游戏的边缘悄然落幕。没有壮烈殉国，也没有轰动葬礼，只有史书中一行冷冰冰的记录。但这恰恰符合纵横家的命运规律——他们以言语改变世界，却往往无法掌控自己的终章。

谜团五：遗产之谜——毁誉参半还是影响深远？

张仪死后，其历史评价长期分裂。儒家学者斥其“诈伪无信”，视之为道德沦丧的典型；法家则赞其“权谋得宜”，称其为强国利器；而纵横家后学更将其奉为祖师，尊称为“张子”。这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的深层冲突。

事实上，张仪的影响远远超出个人成败。他开创的“连横”战略成为秦国后续外交的基本方针，范雎的“远交近攻”、李斯的“灭六国策”均可视为其思想的延续与发展。他证明了在军事之外，外交同样可以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工具。他将国家利益置于道德之上，确立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雏形。

更重要的是，张仪改变了士人的生存方式。在他之前，士人多依附于卿大夫之家，从事礼仪、教育或行政工作；在他之后，一批职业外交官、战略顾问开始崛起，他们凭借智慧与口才周旋于列国之间，实现了从“依附者”到“操盘手”的转变。这种新型政治角色的出现，标志着战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

直至今日，张仪的形象仍在不断被重构。影视剧将其塑造成机智勇敢的谋士，小说家赋予其浪漫悲情的色彩，管理学教材引用其案例讲解谈判技巧。他既是权谋的象征，也是智慧的化身；既令人敬佩，又使人警惕。

张仪一生的未解之谜，或许永远无法全部解开。但正是这些谜团，让他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代表着人类在权力、智慧与道德之间永恒挣扎的精神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