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章 新政2！（2/2）

他们的言论在士林和民间引起了不少共鸣，毕竟底层百姓感受到的往往是胥吏的盘剥和政策的变形，而非遥远的朝廷美意。

首辅李标陷入了两难境地。新政是他推动的，成效他需要维护，但出现的弊端他也无法否认。

李标既要反驳言官们的过分指责，又要承认问题，督促各部完善细则，加强监督——而这监督，似乎又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厂卫，陷入了循环。

户部尚书毕自严和兵部尚书王洽则开始变得更加谨慎，在推行新政时放缓了脚步，生怕引火烧身。改革的势头明显受阻。

龙椅上的崇祯皇帝，再次陷入了焦虑和摇摆。他看到了一些成效，这让他欣慰；但他更听到了无数的抱怨和指责，这让他烦躁和多疑。

崇祯开始怀疑李标等人的能力，是否过于理想化？也开始担心厂卫是否真的如言官所说，在执行中扩大了打击面，激化了矛盾？

崇祯对陆铮的召见变得更加频繁，问题也更加细致苛刻，反复追问厂卫行动的细节，要求其“务必秉公，不得滥及无辜”。皇帝的态度变化，敏锐地被朝臣们捕捉到。

陆铮感受到了来自皇帝的压力和朝堂的敌意。他深知厂卫的局限性，它是一把快刀，可以砍断明显的障碍，却无法解决系统性的腐败和软性的抵抗，甚至因其存在而催生出更隐蔽的对抗方式。

……

《崇祯五年安民裕国疏》的新政，在经历了初期的震动后，遭遇了来自庞大既得利益集团和腐朽官僚系统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软硬兼施的抵抗。改革进入了举步维艰的深水区。

北方某府，知府大人亲自出面，召集境内士绅豪强“共商大计”。结果很快，一套应对方案出炉：各家主动“捐输”少量劣等田产充作“清丈成果”，同时联名上书，盛赞知府大人“仁德爱民”、“清丈得法”。

而对于真正被侵占的肥沃军屯、官田，则利用复杂的产权纠纷、陈年旧账、甚至伪造的地契房契，将其变成一团乱麻。

派来的户部官员面对这精心编织的“铁桶阵”，寸步难行，若强行推进，立刻便有无数的“苦主”涌到衙门前哭诉“官逼民反”，甚至暗中组织地痞流氓破坏清丈工具。

锦衣卫虽然能抓到一两个煽动者，却无法瓦解这整个利益共同体。最终，清丈报告上数字好看，实则国库所得寥寥。

南方试行漕折的某县，县令与本地粮绅、漕帮头目、乃至户部仓场派来的小吏早已结成牢固同盟。

朝廷规定的折银比例看似公道，但他们通过操纵市面银钱比价、收取“火耗”、“解费”等陋规，轻而易举地将负担转嫁到纳粮户身上，甚至变本加厉。

百姓实际缴纳的银两，反而超过了实物税的价值。若有御史或厂卫查问，他们便拿出早已做平的账册，一切“合法合规”。

偶尔有一两个胥吏被推出来当替罪羊，丝毫动摇不了整个体系。

被裁撤的驿站，其节省的经费往往并未如数上缴或用于地方公益，而是被各级衙门层层截留，以“办公经费”、“人情往来”等名目瓜分殆尽。

而被裁撤的驿卒，虽有部分得到安置，但更多人流离失所，其中不乏精壮之士，或沦为土匪，或加入了流寇队伍，反而加剧了地方的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