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2章 收音机里藏手足（1/2）
清晨，红船电台展览开幕，苏州河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像给河面蒙了层白纱，远处的桥影在雾中若隐若现。修缮一新的无线电室里，老式电台的铜旋钮擦得发亮，反射着展厅的灯光，加密电报和泛黄的日志整齐陈列在玻璃展柜里，旁边摆着台老式录音机，机身上贴着“1949年制”的标签，边缘有些磕碰的痕迹。墙上的时钟指针缓缓滑向十点，滴答声在安静的展厅里格外清晰，司徒倩特意提前检查过钟摆，确保走时精准，这让此刻的时间与1949年10月2日那个改变许多人命运的早晨，形成奇妙的呼应，仿佛时间在这里打了个结。
司徒倩穿着月白色的旗袍，领口绣着浅蓝的玉兰，针脚细密，是母亲生前为她缝制的，站在展台前整理爷爷的录音带，指尖拂过磁带的外壳，带着细微的磨砂感。许峰从香江赶来，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里面的白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手腕上的手表，是块老式机械表，他说这是爷爷留下的。手里捧着个锦盒，紫檀木的盒面上刻着“许世昌记”四个字，边角被摩挲得光滑。里面是爷爷许世昌的日记本，最新发现的几页夹在中间，纸张边缘卷曲，带着潮湿的霉斑，字迹潦草得像是在极度焦急中写下的，笔锋都带着颤抖，可见当时心绪的慌乱。
“许先生，司徒小姐，有位老人说要见你们。”工作人员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带着点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这庄重的场合。门口站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中山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裤脚还沾着点泥星，像是赶了远路。手里紧紧抱着个黑色的收音机，机身上的漆皮已经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的金属壳，边角还磕掉了一块，露出的地方生了层薄锈。
“我是许仲年的秘书，姓周。”老人的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每说一句都要顿一下，像是在回忆深处打捞往事，“这收音机里，有1949年10月2日的录音，是当年许先生兄弟争执时录下的。”他打开收音机后盖，露出里面的磁带，黑色的带面上落着层薄灰，他用袖口轻轻擦了擦，“许仲年去世前让我销毁，说‘不能让许家后人听见’，可我总觉得，该让后人知道真相，不然夜里睡不着，总梦见许先生兄弟俩在船上吵架。”
技术人员迅速连接设备，把收音机的输出线接到展厅的音响上，接线时手都有些抖。展厅里的喧嚣渐渐平息，记者们放下相机，镜头却还对着收音机，游客们停下脚步，连呼吸都放轻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目光齐刷刷地落在那台老式收音机上，空气中弥漫着紧张与期待，像是在等待一场跨越半世纪的审判，连窗外的鸟鸣都似乎静止了。
很快，收音机里传出轮船引擎的轰鸣，混杂着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还有隐约的风声，接着是许仲年阴狠的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股狠劲：“哥，这名单换都换了，你还想怎么样？英资那边已经打点好，只要这批人不能回内地，断了他们的念想，咱们许家就能拿到码头的经营权，到时候整个香江的货都得经咱们的手！连英国人都得给咱们几分面子！”
“你疯了！”许世昌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还能听到他攥紧拳头的咯吱声，“那些都是想回家建设的读书人，有工程师，有老师，还有医生，你用他们的命运换利益，晚上睡得着觉吗？就不怕祖宗在地下骂你？将来怎么面对子孙？”
“利益？”许仲年冷笑，笑声里带着股嘲讽，回音在船舱里荡开，“当年爹就是太固执，放着英资的好处不要，守着那点可怜的骨气，才让许家差点破产！我这是为了家族！为了让许家在香江站稳脚跟！你以为你那点正义能当饭吃？”
“为了家族就该做伤天害理的事？”许世昌的声音拔高，带着痛心，还有瓷器被碰倒的轻响，“我已经把真名单藏在电台室的地板下，第三块木板
“你敢！”许仲年的声音变得尖利，像被踩了尾巴的猫，“来人，把大少爷锁进船舱！没我的命令，不准放他出来！谁敢违抗，就扔去喂鱼！”
接着是桌椅倒地的声响、瓷器破碎的脆响、挣扎的喘息和撕扯声，还有许世昌的怒吼“你会遭报应的”，最后归于一片沉寂，只剩下引擎的轰鸣还在持续。展厅里鸦雀无声，连掉根针都能听见，只有老式收音机还在发出轻微的电流声，滋滋的，像在为那段被尘封的手足相残，轻轻呜咽，又像在诉说着未尽的悲凉。
许峰的手指紧紧攥着爷爷的日记本，指节泛白，连指腹都掐出了红痕，纸张被捏得发皱。最新发现的那几页，正是1949年10月2日写的：“仲年锁我于舱中，竟为英资私利，罔顾人命。红船所载，非仅乘客，更是家国未来，吾弟此举，无异于自断根脉，他日必遭反噬……”字迹被泪水晕开，模糊了最后几个字，只能隐约看出“悔未能……护众人周全”的痕迹，墨迹在纸页上洇成一片。
“原来爷爷不是不知道，他是被囚禁了。”许峰的声音发颤，带着压抑的哽咽，眼眶泛红，泪水在里面打转，却强忍着没掉下来，他不想在这样的场合失态。司徒倩轻轻握住他的手，掌心的温度带着安抚的力量，指尖还带着整理录音带时沾上的细微灰尘。她想起爷爷日记里写的“许世昌先生曾深夜来访，欲言又止，神色慌张，袖口沾着水渍”，原来那时的他，是刚从船舱里逃出来，惊魂未定，却已无力回天，只能把秘密藏在心底，独自承受煎熬。
周老先生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个铜钥匙，上面挂着个小小的“仲”字牌，铜绿已经爬上牌面，“这是许仲年船舱的钥匙，他去世前总说‘大哥在里面哭’，整夜睡不着，枕头底下总压着这个，我猜……许先生当年可能逃出来过，只是没敢声张，怕被英资的人发现，那时候港英当局和英资来往密切，出事根本没处说理。”
与此同时，上海的档案馆里，张队长正根据钥匙上的编号查找红船的舱室图纸。档案柜里的图纸泛黄发脆，用棉线装订着，边缘都磨破了，上面的铅笔线条已经有些模糊，得凑近了才能看清。1949年10月2日的航行日志显示，当天下午有“乘客目睹许世昌先生从后舱舷梯翻下，似有擦伤，落入水中后朝渔船方向游去，当时风浪不小，看着让人揪心”。而英资的通讯记录里，有一条信息写着“许世昌已控制，勿忧，红船抵港前不会生乱”，发送时间正是当天下午三点，落款是英资驻港办事处的印章。
“许老先生应该是跳海逃生的。”张队长指着图纸上的后舱位置，那里有个不起眼的小舷梯，平时用来上下货物，“这里离水面只有三米，以他年轻时在香江码头练出的水性，加上当时附近正好有渔船经过，完全有可能游过去。”他拿出另一份档案，是当年的渔民登记册，纸页边缘都卷了，“第二天有渔民报告，救起一位‘落海的商人’，穿长衫，戴金丝眼镜，左额有擦伤，还给了渔民一块银元当谢礼，特征与许世昌完全吻合。”
传呼机震动，贴着掌心发麻，司徒倩的消息带着释然：“周老先生说，许仲年晚年总做噩梦，说听到大哥在水里喊他名字，每次惊醒都要喝半斤白酒才能睡着，最后肝都喝坏了，临终前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嘴里还念叨着‘大哥，我错了’。”张队长望着窗外的红船，晨光中的船身泛着柔和的光，船头的玉兰花雕刻被露水打湿，显得格外清晰，忽然觉得那艘静静泊在水面上的船，承载的不仅是乘客，还有两代人无法言说的愧疚与救赎，像个沉默的见证者，把所有秘密都藏在船舱的角落，等着被后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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