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心月，我们是不是错了？（1/2）

西郊的“渠正公所”风波，如同一场必要的阵痛，让顾南琛的“共治”理念完成了从“理想”到“实践”的第一次淬火。

它证明了制度可以对冲人性的弱点，但也揭示了对抗“人性惰性”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拉锯战。

这盏灯的光芒，在现实的狂风中，确实需要更坚实的灯座。

然而，真正的风暴，往往不来自明处的礁石，而来自水面下的暗流。当顾南琛将目光从京畿的田间地头，移向帝国的经济命脉时，他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场比“渠正公所”棘手百倍的挑战。

这场挑战的对手，不再是渴望特权的个体，而是一种根植于整个社会肌理的、更为庞大和隐形的痼疾——“官商合谋”的系统性惰性。

事情的起因，是新政中最得民心的“开放海禁”政策。

在巨额海外贸易利润的诱惑下，短短一年，沿海商贾云集，一座座崭新的港口城市拔地而起，国库充盈，民生改善，一切都显得欣欣向荣。

顾南琛对此甚为欣慰，认为这是“以商富民，以民强国”的成功范例。

但“督查院”的一份例行审计报告，却像一盆冰水，浇醒了他的乐观。

报告显示，虽然朝廷关税收入激增，但流入国库的“净银”却远低于预期。

大量的白银，在层层流转中“蒸发”了。更触目惊心的是，沿海数个新建的大型港口，其配套设施的建设质量，存在严重偷工减料，已有坍塌之虞。

而负责监管工程的工部官员，对此竟毫不知情，或者说，是“知情不报”。

顾南琛立刻派出最得力的干将许破敌，微服南下，彻查此事。

数月后，许破虏带回的真相，让顾南琛感到了彻骨的寒意。

这并非几个贪官的个案，而是一个成熟的、盘根错节的“官商一体”的利益网络。

港口的承建商，背后是朝中某位“黄名单”高官的母族；提供劣质建材的商号，与工部负责验收的官吏勾结，以“次充好”已是公开的秘密。

而海关的税吏，则通过“阴阳账册”，与最大的几家海商瓜分税款。他们形成了一条完美的利益链条：官员利用职权为商人开路，商人则用巨额利润反哺官员。这套系统高效、隐蔽，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将国家的财富和信誉，悄无声息地转化为私人的金库。

这就是“人性惰性”最可怕的形态——系统性腐败与不作为。

它不需要明火执仗的掠夺，而是通过制度的漏洞和人性的贪婪，将“为人民服务”的公职，异化为“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私器。

它让“开放海禁”这项英明的国策，在执行层面彻底变了味，非但没有强国富民，反而掏空了帝国的根基，埋下了未来经济崩溃的巨大隐患。

“主上，”许破虏沉痛道，“此等积弊，由来已久。地方官视之为常态，商贾奉之为‘潜规则’。我们若想动它，无异于虎口拔牙，牵一发而动全身。”

朝堂上，以几位老臣为首的“稳健派”也纷纷进言，劝顾南琛“不可操之过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此乃千百年来商政纠葛之常态，强行整顿，恐动摇国本，引发沿海商贾罢市，得不偿失啊！”

他们说的，正是“人性惰性”在政治上的体现——对变革的恐惧，对旧有舒适区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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